地铁“延误证明”为何遇冷

　　昨天(3月20日),记者从北京地铁运营公司官方网站了解到,今后乘客乘坐地铁上班,遭遇延误情况,可到北京地铁官方网站打印“延误告知”。据介绍,延误告知书需在3日内向车站工作人员索要,或直接在官网打印,且仅限事发线路及其直接影响的换乘车站。

　　地铁运营包含着契约原则和服务要求,因为服务提供方的原因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将乘客送至指定地点,属于一种爽约和失信的行为,理应为此承担必要的义务。在无以赔偿的情况下,提供可用于证明的“延误证明”,属于一种基本的服务。这种做法在地铁运营服务很成熟的国家,已经实施了很多年,比如在日本,“延误证明”不仅很容易获得,且具有很强的证明价值。

　　从深圳、上海再到北京,全国很多地方的地铁运营公司都补齐了这一服务短板,体现了一种进步。不过,延误证明在实际操作中,似乎并没有出现想象中那样的热烈回馈。开具地铁“延误证明”,作为众多应对地铁故障迟到的挽救方案最直接的一种,在深圳罗宝地铁线等线路实施很长一段时间后,一直面临着无人问津的尴尬。

　　原因在于三个方面,一是证明的效用性不大。证明越是好开,越难获得证明效果。地铁营运不同于火车、飞机等实行的实名制,其意味着,无论坐与没坐都可以开具证明,证明效果也难有唯一性。正是这样的制度短板,才使证明很难有较高的可信度；二是基于社会诚信的不足。在程序性把关有缺陷的情况下,可信度就只能建立在社会诚信之上,很显然,在时下的社会信任度下,证明的效用也会随之下降；三是需要积极的回馈呼应。再好的证明,若是无法发挥证明功能,其也就如同废纸一张。开具证明的热情,需要用工单位给予效用确认,只有当其可以发挥“免责”的作用之后,其才会成为一种可以信赖和期待的工具。

　　物化的“延误证明”离不开生存的人文土壤,一边是外界强烈的期盼,一边又是无人问津的冷遇,这样的反差令人思考需要在诚信构建、权利保护、服务提升等宏大命题上实现突破,才能让“延误证明”成为佐证社会品质的证书。

关键词：北京地铁,官方网站,无人问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