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控挑动了谁的神经

　　貌似中国进来很流行“中国式某某”啊，今天聊的现象，就从中国式离婚开始吧。有部电视剧叫《中国式离婚》，大概是讲在中国离婚是一件超级难、超级消耗精力的事儿。不过，现在喜讯来了，中国式离婚已经彻底改变内涵。离婚变得像儿戏一样，说离就离，还一群一群扎堆去离。离婚，已经变成了应对房价调控的一个策略。

　　“楼市有风险，离婚需谨慎”

　　集月音：我来列几个数据，国五条出台后，3月4日南京离婚人数294对为平时两倍，3月5日昆明单日离婚数破纪录，3月6日北京离婚人数1000对比平时多出一倍。南京管理部门一天就开出了1600多张单身证明，用途一栏清一色写的是“购房”。为房离婚是最近炙手可热的社会话题。

　　李妍：这些个离婚潮，其实还有人给安了一个时髦的名词，叫“政策性离婚”。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什么叫政策性离婚，但一说假离婚，相信大家都明白是什么意思了。小集列的那么些个离婚数据中，估计大多数都是“政策性离婚”，也就是说，两口子离婚，既不是因为感情破裂，也不是因为不孝不敬、小三插足，而是为了房子，婚姻就被拿来充当了一次规避调控政策的工具。所以，房产新政一出台，有网友就开玩笑，说现在最忙的是民政局。

　　据说，上海闵行区民政局在婚姻登记中心门口还特意设立了“楼市有风险，离婚需谨慎”大幅公告警示牌，提醒勿为规避政策而轻率选择“假离婚”。

　　周东飞：其实，假离婚还只是各种应对策略中的一种。为了房子可以离婚，为了房子也可以复婚或假结婚。有夫妻听说今后卖二手房要征20%个税，但5年以上唯一住房除外。于是就把婚给离了，这样不用纳税嘛。不过，后来北京的细则出台，又规定单身人士不得无限制购房，这下结婚又走俏了。有新闻说，法官提醒，要警惕“国五条”出台后的5种虚假诉讼。除了假离婚之外，还有假抵押、假确权、假赠与、假解散。《燕赵都市报》报道了一对典型夫妻，从30年前为分房而闪婚，到为房改而闪离，为孩子出国担保而复婚，为避税而再离婚。如今已经是老两口的他们，计划为再买套房子而复婚，这次可是真的。

　　李妍：这两口子是典型的自我折腾与被折腾，我觉得其中不乏自身的原因。

　　集月音：三十年前，单位福利分房，通常会附带婚姻相关的要求，比如已婚且没有住房等等。在那个年代，人们已经达成共识，“早结婚早分房”是好事，为房闪婚是常见的社会现象。那时候各个单位都是“大家长”式的管理，关注到个体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婚姻与住房概莫能外。如今社会生活早已发生剧烈变化，住房已经商品化。唯一没变的，还是政策的家长式管理，房产政策成了婚姻指挥棒。

　　利用政策漏洞将利益最大化的，还有更加极端的例子。浙江有一家人，公公和婆婆离婚，儿子和儿媳离婚，然后公公再和儿媳结婚。这样夸张的作假，是为了儿媳落户多得拆迁款。因为太假了，最终儿媳还是无法落户。

　　李妍：要说房产调控众生相，除了政策性离婚，还有种种避税攻略，有网友还将各类避税方法概括为暗渡陈仓、金蝉脱壳、偷梁换柱……这些其实都是大家应对调控新政的手段，但在地方新政细则还没有落地之前，大家更多的还是要抢时间，所以伴随离婚潮的，还有各地爆棚的过户潮。

　　道德和利益，哪个更重要？

　　周东飞：对这种假离婚的现象，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看？其实，我也留意到网络和媒体上对这类现象的评论，大多数都是在替假离婚的民众叫屈。不过，不是所有的假离婚都是什么为政策所逼。我们老在强调，要守规矩，为什么一遇到具体的问题，大家都不认为守规矩是一个基本规则了呢？

　　集月音：其实，按照普通人的消费心理，得知一样东西可能涨价，赶在涨价之前买一些备用，是正常的理性行为。老百姓过日子，谁不算计个针头线脑，一点点财产不都是这么省下来的吗？而房产交易动辄涉及数万甚至数百万，怎么能让人不计较？

　　所以，不能站在道德高地，轻易指责某些民众视婚姻如游戏。用网友的话说，就是：若连家都没了，一纸婚书就不重要了。

　　李妍：我是认为，为了规避风险，防止利益受损去假结婚假离婚，和为了主动投机寻求利益去闪婚闪离，还是有本质区别的。比如说，现在的房产政策下，为了防止正常交易的利益受损，被迫选择离婚或结婚，可能真是被逼无奈。但如果是像东飞之前提到的那个案例，两口子结婚三十年，为了房子闪婚闪离多次，这其中就不乏投机的成分。这种做法，真的不是政策逼的。所以，我觉得大可不必拿着道德棒子去质疑别人，但对于那种过于投机的行为，置家庭伦理情感于不顾的举动，至少我是要投反对票的。

　　周东飞：既然道德眼下已经是“招人烦”的字眼，那么就不说道德，只说利益。即便是从利益的角度考虑，假离婚者对自己和他人所造成的伤害，也是很明显的。不是连公家都出了告示了吗：楼市有风险，离婚须谨慎。其实，我觉得这标语应该反过来写：婚姻有风险，楼事须谨慎。现实中，太多这种鸡飞蛋打的事情了，老公明明在外面找了小三，却骗妻子说，咱把婚给离了，为的是房子多卖几个钱。妻子傻乎乎离了婚，还把房产都转到了老公名下。然而，没有然后了。房子是财产，可婚姻的价值就小于一套房子吗？

　　集月音：房价比天高，婚约比纸薄。本来一个健康和谐的社会，其内核应该是一个个稳定的家庭，这种家庭在社会生活中必须占据主流地位，也就是过去老话说的“宁拆十座庙，不拆一桩婚”。但是现在，不管是为房假离婚，还是以房为借口真离婚，现状就是这种稳定正在被撼动。传统的伦理道德正在被冲击，社会风尚和公共利益也在被损害。

　　李妍：道德和政策的问题，我认为应该分开来说。首先，在政策和法律面前，公众的普遍选择，要么是遵守，要么是钻空子。对所谓“钻空子的人”，我们的确不该随便挥舞什么道德大棒去攻击，但我也想说的是，真正的道德一定是建立在不让人随便违背公序良俗的秩序和规则之上的。这个秩序和规则，就是靠一些政策去建立起来的。这么讲，不是说逼人离婚的房产新政不是一个好政策，或许它的出发点确实是为了抑制房价。但是，任何政策都不是孤立存在的。现在房产市场的种种乱象，甚至直接投射并影响到了人们的现实生活、伦理道德、家庭观念，其实正是说明，我们的房产政策，我们对住房福利的兜底，确实做得不够。

　　周东飞：大多数时候，流行的东西都是浅薄的。人们之所以愿意跟着流行的观念走，是因为跟着走最省心省力。比方说，自己原本不想要去奋斗，就跟在人后面感叹这社会没正常的上升通道。要先问问自己，我奋斗了吗，我在环境许可的范围内尽力了吗？

　　一个流行的说法，就是要替老百姓说话。但是，我们有必要搞清楚，到底谁是老百姓。是手上握着很多套房，等待着在楼市的起伏中获取最大利益的人吗？他们是老百姓，但老百姓不全是他们。

　　所谓知识分子的狭隘处就在于，自己有时候往往也正是既得利益者，所以在自己利益受损的时候，觉得自己的痛感比世人都痛切和重要。而且，还不忘运用自己的专业特长，把一己的主张转化为光明正大的主流民意。

　　集月音：说起既得利益者，比如前面提到的为房子两次离婚的夫妻。他们是既得利益者吗？也不过是你我身边最普通的小市民。自己一套房，父母一套房，说是投机，又得到了多大的利益呢。房价是他们这些小市民催起来的吗？那些买不起房的人，难道需要这些好不容易攒下点资产的人来为之兜底负责吗？

　　政策着眼点，是让普通民众“居者有其屋”

　　周东飞：一说调控，各种不利后果就落在了一部分民众头上。为什么总给人这种印象？到底是政策制定时的目标就是底层百姓，还是另有原因？

　　李妍：政策制定的不利后果落在升斗小民头上，这完全跟政策制定的初衷背道而驰。可这，就是现状。后果一，像小集刚才说的，由离婚导致的道德压力、家庭伦理等成本，直接落到了百姓头上；后果二，很多政策，说是打击投资投机，最后往往成了遏制刚需。甚至可能还会有后果三，有学者在政策出台后，直接说了“坐等房价再翻番”。要是把这条也加上，这是不是小人物们又需负担的另一成本？

　　集月音：那些民众心目中真正应该调控的阶层，比如房产界大佬，永远岿然不动。

　　调不动开发商，枪头又对准骂声一片的炒房者。结果政策一出台，真正的炒房团好像早已经撤退，留下的是交易大厅里疲惫不堪的小市民———在房价起飞时，每天白水煮挂面攒钱付首付还贷款的小市民。小市民躺着也中枪，结果对调控的担忧演化成一种群体性的焦虑和恐惧，以致对任何政策敏感异常，稍有风吹草动就随之起舞，也造成了各种非理性的社会行为和社会现象。

　　周东飞：政府的本意均出自为民众考虑，但最终还是会在一定程度上伤及部分民众的利益，这是为什么？从这一点上来分析，调控恐怕错过了一些不该错过的时机。房价高位运行日久，不仅绑架了政府，也开始绑架部分民众。那些买了房，甚至拥有多套房的民众，愿意房价下跌吗？地方政府是不愿意的，把一辈子或几辈子心血都投进去的民众就愿意吗？当调控面临这种局面，阻力肯定更大。

　　李妍：其实对于当前的房地产市场，有两种声音。有一种是认为不应该调控，房地产应该由市场来自由调节。另一种声音，就是房价已经疯魔，完全不受市场控制了，必须由政策去进行调控，保证大部分老百姓有房子住。但是，房地产与普通商品不同，它对大多数人来说是生活必需品。没有一屋一瓦去遮风避雨，在中国人心里，真的过不了关。所以政府必须有所作为，现在的问题是，应该怎么作为？

　　是不是一说调控，就开始收税，就开始收费？不少政策特别善用所谓经济杠杆，似乎一收费一收税，就万事大吉了。但无数次调控结果证明，这种简单的调控，不仅会变成“调空”，甚至让老百姓成了冤大头。

　　李妍：现在的政策，真的应该考虑转转向。必须回过头来想想，怎么让普通民众买得起房，如何为底层群众建更多的保障房。

　　从某种意义上说，当前住房市场乱象，其实就是住房过于市场化，以及政府功能严重缺位的必然结果。对任何地方而言，多修建低收入者，包括普通中等家庭的保障用房，恐怕比调控要实惠和有用得多。

　　集月音：当年香港楼市过热、房价暴涨，随着董建华提出八万五建屋计划，也就是香港的保障房政策，房地产立马进行了大幅调整。这个例子说明，调控如果想行之有效，这种“居者有其屋”的保障计划也许才是最该强力推行的。

　　“微博体”目标稀释了严厉的调控

　　周东飞：其实，这次新政的后续反应，除了扎堆离婚之外，还有地方政府这个角色。总体而言，民众这边是热闹的，地方政府那边有些淡漠。有些地方的调控目标，只有寥寥数语，被公众挖苦为“微博体”。

　　集月音：在国五条出台后，有市民很直白表示，收不收税，谁能给咱个准确说法。可是，没有啊。等到各地细则出来后，有些更是云山雾罩，还得要专家媒体逐字分析逐条解读。政策就像一锅粥一样端了出来，既不归纳问题阐述方案，也不解释具体政策是否影响普通人的生活。民众只能跟着揣测，所以出现种种非理性现象并不意外。

　　李妍：地方政府的“微博体”细则，大多对20%税如何征收、二手房贷利率如何计算等关键性问题，主动回避……这其实只能说明一点，地方政府出于现实利益和历史经验考虑，甚至懒得对国五条表示礼貌性的回应。

　　所以各地的新政细则，无非只是地方政府心声的流露。纵观过去诸多调控政策，其过程和结果，玩的无非也都是这种套路，这无疑是对渴望房价下跌的普通购房者的又一次戏弄。话说回来，我们日常所见到的城市是个大工地的现状，还不足以说明各地对土地财政、房产支柱的依赖吗？现在的地方反应，无非只是再次佐证了这样一种现状。

　　集月音：本来大方向正确的调控，一次次唱歪了，是不是因为民众的意见在政策制定中一直在缺席。政策本身就是利益调节机制的一种集中体现，一个政策出台后，不同的利益集团包括公众有不同的反应实属正常。政策制定时不应草率，应该有预见性，预测到出台后可能引起的正负两方面的反应和影响。好的政策应该能够促进经济生活的进步与发展，特别是能够较好地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而要做到这一点，在决策过程中就应当尽可能征求民众意见。套用一句话：政策需要制定和实施，政策更需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制定和实施。

关键词：离婚,房价,调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