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制非必要摄像头,也是一场市民确权行动
今年4月份,广州小部分出租车上,曾经试验性安装了前后摄像头,因后摄像头正对准车内乘客,经媒体报道后引起轩然大波。记者日前获悉,这部分试验性摄像头疑因涉及隐私问题,已被全部拆除。短期内,广州不会在出租车上开展大面积安装摄像头的工程。据悉,引起争议较大的后摄像头,其安装初衷则主要是为了解决纠纷。(相关报道见6月5日《新快报》) 无所不在的监控,正日益深刻影响着整个社会的“安定与不安”。或许,这便是现代社会一个根本性悖论——“技术改善了我们的生活,又恶化了我们的处境”。直至,这种纠结体现于一辆辆出租车上,小小摄像头的“存亡兴衰”,似乎微缩了一切。 一场极为短命的试验,最终在一片非议中不了了之。广州出租车与摄像头的短暂“联姻”,之所以激发强烈反弹,概由于其冲击了公众的容忍下限。车内监控器的存在,让乘客燃起了一种“退无可退”的愤怒。这份焦虑感,放诸于“时刻被监视”的大环境下,势必被敏感放大:当民众被迫接受了太多摄像头的扫视,又怎能再容忍小小车厢也告“沦陷”呢?此事中,广州市民异乎寻常的整齐发声,颇有“守住最后底线”的决绝气势。 如果说基于公共安全的官方监控,令民众无从拒绝。那么,对出租车公司等市场主体的监控行为,民众显然不会乖乖就范。事实上,商业社会本就充斥着各式各样的博弈与再平衡。消费者与营商者之间,针对各种议题彼此试探、不断对抗,直至最终亮出各自底牌、相互达成默契。从此角度看,“出租车摄像头”遭抵制而草草收场,至少昭示了乘客出让隐私权的容忍底限,捍卫了类似消费关系中市民个体的权利边界。 “营商需要永远让位于顾客权益”,这是消费社会的基本伦理之一。出租车公司为了一己之需、为了方便纠纷解决,擅自留存顾客影像,实乃彻头彻尾的价值颠倒。对于此类非必要的监控行为,民众自然有权拒不配合。须知,人格自由的市民主体,享有完全的数据自由权利。这意味着在法律框架内,他们可以拒绝任何个人信息被商业主体截留,这之中当然包括影像信息。 除此以外,不成熟的技术生态,也决定了大范围采集市民信息的商业行为,要遭遇极大风险。规模宏大的数据库,一旦被泄露、被窃取,难免造成大面积的社会伤害。而更隐秘的忧患在于,纵使数据保存完好,也无人能确信,其不会被持有者滥用或进行盈利性开发。所谓大数据时代,市民数据被肆无忌惮地收集、利用,却未获得一丝相应的回报和承诺,当真诡异得很。 也许,抵制不必要的摄像头,也是一场市民确权行动。当各式数据采集和数据产业方兴未艾,“不做没意见的顺从者,不做无偿的奉献者”,理应成为民众的基本自觉。(蒋璟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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