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让城市病久“病”成“癌”

　　“城市化”需要新思路

　　刘采萍：七日评正在变成吐槽大会……

　　丁永勋：而且这才只说了交通，还没说“看海”，还有空气污染、住房紧张、生活压力大、资源匮乏呢。

　　刘采萍：那么不得不回过头来问一个问题：我们向往美好却落得满身疲惫，这么多病症，是如何形成的？

　　周东飞：这个问题真的很好：既然呆在城里不好，那么我们何不归去？就像陶渊明一样，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

　　可惜，我们不是陶渊明。在今天，每一个抵达城市的人，几乎都是没有归路的人。陶渊明回去，田产房产俱在，你我呢？你我归去，恐怕只会成为流民。今日的城市，是各种资源集中的洼地，所以城市虽有“病”，但对人来说，仍然是一种健康的选择。

　　丁永勋：城市病是快速城市化过程中会出现的现象。我们这个国家正处在城镇化飞速发展时期，每天都有数以万计、十万计的人落脚城市，这个进程太快是客观实际，所以和城市的承载能力产生了巨大矛盾。

　　不过，别人走过的弯路，我们是否还要重复一遍？这却是可以反思的。

　　李妍：我认为人的需求和有限资源之间的矛盾，只是导致城市病的一个因素。

　　另一个方面，其实和政府部门的规划管理有极大的关联。

　　中国城市建设普遍都存在摊大饼的现象。所谓摊大饼，就是城市建设围绕一个商业、政治、文化核心，不断地以同心圆的方式向外扩张。这种扩张方式导致的结果，就是工作点和居住点的分离。这必然增大人们的出行需求，导致交通压力倍增。

　　事实上，这种摊大饼式扩张的背后，也有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的冲动，城市无节制地向外扩大，向更远的地方扩张。也正是因为土地财政、GDP等因素，许多并不适合城市发展的污染产业，也被引进到城市核心，加大了环境风险。所以，城市病不能只怪人多、城大，政府也要想想自己的问题。

　　刘采萍：本来我们城市化较晚，应该有所谓“后发优势”，怎么反而“病”得有过之无不及了呢？究其原因，是规划无序，还是经验太少？

　　丁永勋：我同意《人民日报》的判断，人口太多并不一定导致城市病。相反，城市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有研究证明，城市生活更有利于减少资源消耗和生态破坏，因为城市缩短了交通距离，增加了科技共享的机会。

　　现在城市病加剧的原因，是大量人口快速涌入城市，但与之相适应的城市规划、发展定位、公共服务等都没有跟上。管理水平有问题，发展观也有问题。很多城市，甚至像深圳这样的移民城市，也只想要迁入者的劳动力，却不想给他们提供生活和安家的条件。

　　周东飞：我们的城市发展思路的确有问题。大多还是生产型的城市，而不是生活化的城市。城市喜欢强调，什么什么产业最强大，而不是相反，比较一下是不是最适合生活。在规划等方面，我们犯了单极化的毛病，这恐怕还是计划经济和权力独断的结果。

　　比方说，商业区，每个城市都喜欢搞“中心商业区”，恨不能把所有商家都集中到这里来经营，然后宣称“我们建成了亚洲最大的中心商业区”……这看上去很风光，很耀眼，可恰恰是这种耀眼的政绩，可能引发了拥堵。医院和学校也是如此思维———不是多点都强，而是一家或数家独大。这种独大不是市场和居民的选择，而是权力资源倾斜的结果。

　　所以解决的办法，也只能是采取多极化的思维，不要再鼓励发展大城市，考虑考虑城市群，考虑考虑中小城镇，一个城市之内发展多个商业中心，多个教育医疗服务中心，让城市也扁平发展一下。

　　刘采萍：新加坡政府大力倡导“垂直城市”的规划理念，一个大的楼宇群，楼上居住，中间是商圈、服务加餐饮，底层是地铁和公交，足不出户就可以生活……听起来有点像我们抛弃的那种模式。

　　李妍：你的意思是有点像中国过去那种“前院上班，后院住家”的生活模式吧？

　　好处显而易见，工作、生活效率高，避免了无谓流动造成的交通压力。其实现在这种模式又开始流行了，比如重庆一些区县正在发展这种集约式的楼宇工业。

　　丁永勋：新加坡地方太小，这样是没办法。我觉得倒没必要这么搞。美国的办法我觉得也不太适合中国大部分地区，住在郊区别墅，每天开车上下班，那样资源消耗不起。

　　我们说科学规划，也要警惕那种长官意志和专家自负的规划主义。很多城市病，其实也是规划出来的。

　　周东飞：“NOZUONODIE(网络流行语，意思为”不作就不会死“———编者注)”，也可以说，不“作”，就没有城市病。

　　丁永勋：其实宜居的城市是长期自然形成的，科学规划当然很有必要，但要尊重市民选择和生活需要。

　　我觉得治疗城市病的中国出路在于，地区均衡发展，就近城镇化。

　　大城市也要多中心发展，明确功能定位，资源均衡分布。最简单的做法，把高校、医院搬到郊区或者河北去一些。如果这短期内不现实，至少新投入的教育、医疗资金不要再给他们了，不能再用公共财政的钱养巨无霸，为不均衡发展添砖加瓦。

关键词：城市病,居住环境,公共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