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胸验肺”后，尘肺维权依旧无门？

　　从2009年至今，河南省登封市君召乡26名从事矿石粉碎生产的工人先后被诊断为尘肺病。他们中的许多人为得到4万元至5万元的救助款，把对用工方的索赔权和追诉权“卖”给了乡政府。病人依法维权的道路全部被阻断。(7月7日《京华时报》)

　　因为几年前河南农民张海超的“开胸验肺”，尘肺病已然成为最著名也最可怕的职业病之一。当年，张海超的困境是即便所有医院都能证实他患有尘肺病，但只要垄断的职业病诊疗机构拒绝承认他患有尘肺病，那他到死都不能证明自己患有尘肺病，自然更不能获得任何赔偿，被逼到绝路的他只能选择“开胸验肺”；相比之下，张海超的这26名河南同乡也许犯不着再“开胸验肺”，但境遇一点也没有变好———说白了，就算他们都去“开胸验肺”，恐怕也不再有用。

　　首先是，登封市仲裁委不予受理工人要求确认其与企业劳动关系的申请；然后是，郑州市人社局以“已超出1年法定申请时限”为由拒绝他们的工伤认定申请；而当工人们将企业起诉到法院，登封市法院称，法院无权对劳动者是否构成工伤作出认定；最后是，当地乡政府以区区几万元“买断”了他们的索赔权和追诉权，并以“企业法人无法找到”为由不再提供帮助。换言之，这26名尘肺工人除了等死之外，依法维权的道路全部都被阻断，他们的生死和痛苦，与任何政府部门都不再有关，而在名义上，他们的生命已经被乡政府“私了”了。

　　给人的感觉是，这些相关部门，似乎在合起伙来保护已经倒闭的肇事企业，任企业负责人逍遥法外，任尘肺工人自生自灭。仲裁委不愿意确认劳动关系，人社局不愿意认定工伤，法院也认为无权确认工伤；乡政府掏钱“买断”索赔权和追诉权，不是为了帮工人维权，只是为了息事宁人———这些难道就是“依法办事”？难道肇事企业对尘肺工人真的无需负责，难道工人患上尘肺病只是“活该”？试问，这究竟是法治的无力，或者说法治的代价；还是法治的笑话，以至于法治的耻辱？

　　肇事者是企业，乡政府拿的是村民和纳税人的钱，似乎没有理由补偿；乡政府之所以要“买断”尘肺工人们的索赔权，无非有两种可能：一是害怕这些人成为上访对象，而阻止他们上访是基层政府的责任。二是乡政府本来就与肇事企业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更何况，这家企业没有劳动保护措施却能照常经营，本身就是监管的失职。事实上，类似企业出问题后，由基层政府出面埋单私了，我们已经见过很多了，政府部门俨然就是违法企业的代言人，站在了受害者的对立面。

　　对受害者维权的无力，就是对肇事者施害的纵容。在经历过“开胸验肺”事件后，政府部门对于尘肺病人的痛苦应该有更深入的认识，也理应尽最大可能帮助他们维护权益：一方面强化相关企业的劳动保护措施监管，另一方面对尘肺工人给予维权保障。可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似乎正好相反，相关企业固然仍旧只是“两个月发个口罩”了事，尘肺工人的维权路上则更加障碍重重，被相关部门踢完皮球之后，彻底陷于维权无门的绝望之中。这种绝望显然不只是26名河南尘肺病人的绝望，本来对法治社会怀有美好期待的人，也会因此陷入无力和悲观。(舒圣祥)

关键词：尘肺病,登封市,索赔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