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迎接“烂片时代”？

　　由畅销书作家郭敬明导演的电影《小时代》，自上映起，就搅起争议漩涡：一面是首周票房超过2.6亿的市场成绩；一面是遭口诛笔伐的作品评价。然而《小时代》只是一个典型，它所背负的，是观众对于国产电影一个持续的质疑：不断出现“吐槽与票房齐飞”的怪异现象，是否说明———中国电影，正在迎来一个浮夸的烂片时代？

　　观察员

　　□刘采萍

　　(《燕赵都市报》评论员)

　　□李妍

　　(《重庆时报》评论员)

　　□张天潘

　　(《南方都市报》评论员)

　　□杨早

　　(中国社科院副研究员，知名文化学者)

　　电影与市场———

　　一边喊烂片，一边创纪录

　　刘采萍：国产电影好不容易摆脱萧条，火了，却迎来猛烈吐槽，听说网友还用缩写“中国富二代”，特指最近4部国产片《中国合伙人》、《富春山居图》、《不二神探》以及《小时代》。这是一种挺矛盾的心态吧：不得不承认其获得了市场成功，但又对其品位和水准不免有一点揶揄讽刺的冲动。

　　李妍：似乎从去年年底国产电影就逐渐改观了，票房直线攀升。从《泰囧》创下12亿票房神话，后面又有《西游降魔篇》、《北京爱上西雅图》，票房都是直冲云霄。至于现在国产影片的质量究竟如何，其实要看怎么对比。如果与以往对比，我认为目前的国产影片和市场需求、价值需求本身结合得更紧密了。当然，如果和世界经典影片比起来，肯定还有不小的差距，但我觉得，现在中国的电影，卖的就是一个市场需求。

　　杨早：计划时代的主流文化是不将票房与销量认定为标准的，现在主流文化接纳票房为标准之一，但它同时又要求产品在艺术性、演技、价值观等方面同样满足既有标准。而这些标准的坚持者，往往被称为守门人。我一向敬重那些坚持标准的人，哪怕我不甚赞同他的标准，可厌可恨的是那些随机应变、混淆边界的猾客，他们特别喜欢用商业绑架行业，用权术假装技术，遗害匪浅。

　　张天潘：我倒觉得好电影不能只看票房，好电影的标准很简单，就是过了一年十年甚至几十年，观众依然爱看。可这些电影远远达不到这个标准，只是一个相对受欢迎的快餐而已。

　　杨早：从《富春山居图》到《小时代》，这些国产电影，票房大卖却遭遇猛烈吐槽，价值观是其次的，因为这些电影里价值观异常混乱。首先是恶俗的美学。伍迪·艾伦曾将一部恶俗的日本片重新剪辑成《出了什么事，老虎百合？》。《富春山居图》和《小时代》都有这种潜质，剪成一部反讽片一定比胡戈的《一个馒头造成的血案》还好玩。

　　刘采萍：我想分析一下为啥口碑不好的影片，还有高票房的问题。有部被称作“烂片巅峰”的电影，档期跨越端午假期，又没有很强的对手，所以就捡便宜了。电影业总结，“刮风减半，下雨全无”，也就是说，电影院放什么电影，恐怕不如天气对票房的影响更大。而现在中国电影的市场环境是：2012年，内地电影票房已达170亿元规模，2013年更被预估在220亿元左右。由此可知，基本的市场大盘已经为国产电影筑了底，“不叫好而叫座”，与观影规模扩大有直接关系。

　　张天潘：是的，这个背景就是，中国人现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文化需求高峰期，对电影、旅游等休闲层面的生活享受，到了一个全面苏醒的时代。这是国产电影高票房的基础。

　　李妍：为什么国产影片普遍拥有高票房，一是，电影业发展本身的硬件问题得到解决，据说这两年除了一线城市，二三线城市的影院数量也在急剧增长。而全国银幕数量，现在每年的平均增长率在35%左右。二是，电影产业链逐渐成熟，从营销模式到电影票价，与市场接轨的程度越来越高。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卖座电影的导演普遍比较年轻，70后、80后甚至90后，他们更了解市场究竟需要什么，他们迎合了市场，所以赢了。

　　杨早：大家都在讨论郭敬明的成功，是文艺屌丝逆袭，还是市场规律回归？我倒觉得这只是读者市场资源的异领域转化罢了。其实跟《西游降魔篇》的道理差不多，对前作或原著有情结的人，很容易被吸引走进影院，这也是为何《小时代》未映先红的原因。之前的《杜拉拉升职记》、《失恋33天》都走的这个路子，至少票房有保证。漫画/勾犇

　　电影与观众———

　　选择太“脑残”，还是口味变多元？

　　刘采萍：最少在市场判断这件事上，很多网友也好评论家也好，似乎还真没有郭敬明看得清楚。起码他意识到观众年龄层的变化，做了扎扎实实的调查，然后投其所好地拍了部《小时代》。

　　张天潘：对于《小时代》，从电影生产与运作上，我很佩服。郭敬明代表着一种绝对世俗化的文化倾向。他在自己的作品里，全力构筑一个由物质与情爱组成的虚像生活空间，精致、奢华、浪漫、感伤、柔美、魔幻，他坚信，这种虚像的生活空间在现实中往往是常人难以抵达的，而这正是很多人特别是少女们所热爱的世界。这是郭敬明聪明的地方，他充分捕捉到和迎合了这个庞大的消费市场，所以成就了庞大的文化产业。

　　杨早：就我的观察，当电影从一个相对边缘的娱乐方式回归到主流娱乐时，变化自然产生，青春文学与家庭伦理剧多年的潜移默化结出了硕果，电影观众年轻化，中国电影类型化与低智化同步进行。今年上半年东风首次压倒了西风，很多终于有了第一块银幕的三四线城市，发现观众不爱西片爱国片，让影院经理都大跌眼镜。

　　李妍：就像收视率是电视的GDP，票房也是电影的GDP。都说现在的观众是用脚投票，那么要留住观众，当然就要迎合观众。但每个年龄段、每个层次的观众，他们的喜好、品位甚至价值认知，几乎都不同。你现在要让一个中年大叔对着琼瑶剧发花痴，那他只会觉得恶心。同理，对于专做低龄市场的郭敬明来说，他做的东西，注定不会讨成年社会的欢喜。所以我认为，电影本身没有什么价值对错之分，有市场针对就行……

　　张天潘：我同意李妍对于类型片的分析。但我觉得，社会的批评，可能很大程度上是恨铁不钢，觉得如此高回报的东西，你怎么也得有点水准吧！所以“烂片”肯定是要被批评的，否则，文化怎么能够提升？观众其实也是可以培养的，如果有更多的好作品耳濡目染，大家对烂片的容忍程度就会低很多，慢慢地，烂片也就会失去市场。

　　刘采萍：突然想起中国电视剧。原来我们一年看不上几部电视剧，出了一部《渴望》，大家就觉得太好看了，太经典了。现在那么多频道、那么多时段都在放家庭剧，把家里那点事反过来倒过去地说，大家就开始腻歪了，抗拒了，觉得你整天跟这点生活琐碎较劲，太庸俗太媚俗了吧，能不能有点高雅、深刻的东西？所以我觉得电影观众的心理，大概也有这么一种变化的过程：环境从饥饿发展到富足，心态也就从珍惜，转向批判与甄选了。

　　电影与价值———

　　作品很空洞，价值能丰满？

　　张天潘：观众的观影心理有变化不假，从传统上讲，中国观众也接受过很多好片的洗礼，比如《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活着》、《黄土地》、《孩子王》、《霸王别姬》、《天下无贼》、《集结号》《阳光灿烂的日子》等等。但随着文化市场管制，有思想与有深度的导演，也开始走彻底商业化的道路，还以张艺谋为先锋，走出一条精致、奢华、空洞而往往获得高票房的烂片大道。这也刺激了市场的模仿进程。

　　李妍：崔卫平曾说过，“电影的成败皆在价值观”。为什么《小时代》会被骂？因为很多人觉得价值观不符合自己期待。一部好电影的标准，不仅是讲清楚一个故事，还要有一根隐含的价值引线在里面。越能够诠释这种现实复杂价值观的影片，或许就越会被观众认可，成为经典。

　　张天潘：同意，价值观很重要的。我们可以对比海外的一些电影，不管是好的还是一般的甚至是烂片，他们背后的基本价值观是一致的。这种共识就是根基，它可以避免一部电影走向背离人性与历史的深渊。这种最基本的价值观，我认为，体现在人道主义、人本主义、责任意识和批判色彩。拿几个典型的案例来说：在《少年派》中，主人公对宗教的思考，以及在讲述故事后，直逼人性的可怕，进而在宗教中找到精神依托，表达了人性与美好精神对于一个社会的重要意义；在《阿凡达》背后，则是对后现代的技术哲学的批判理念，强烈批判人类贪婪下自掘坟墓的行为对于地球以及宇宙的灾难性破坏，不停引导观众思考“人类何去何从”；在《2012》这部灾难片里，深刻地体现着对“人”的关怀，讲述每一个人都有权利登上诺亚方舟，讽刺并批判政客与权贵的丑陋……

　　以上种种，虽然过程艰辛，但是人性最后总能够得到幸存与回归。

　　刘采萍：在这点上，我与两位的观点略有不同。在看电影这件事上，我是个品位比较俗的观众，很多时候看电影纯粹为休息脑子，所以对很多文化界评价不高的片子我也会看，就图一热闹。我倒觉得，有的国产电影在“价值观”这事儿上，有点太使劲了。比如陈凯歌先生的《梅兰芳》，包括冯小刚的一些大作等，太急于传达“价值”了。而且传达得太满，从亲情、爱情到国恨家仇、时代矛盾，下的题目太大，反而影响电影制作的细节。起码在这点上，我觉得现在一些新导演，愿意在细节上下功夫，是正确的方向。你道具、服装、特效、音乐精良了，作品才有可能说服人，那么你想传达的价值也才可能被人倾听。态度不真诚的言说，往往容易被揭穿……

　　杨早：快餐和经典，还是要尘归尘，土归土。有人说今日之经典亦是从前之流行，又在偷换概念了，从前之流行只有一部分转换成为经典，还有一部分经典是从前也没流行过的。古人说人无小疵不可交，我觉得今人若全身高尚，亦甚可疑，恶趣味人人都有，但如果把恶趣味说成精神家园就太可笑了。人生不可无享受，亦不可无厚重，太轻太重都难以承受。

　　电影与当下———

　　时代如果困惑，电影也别放弃梦想

　　刘采萍：香港著名导演杜琪峰有个观点，“烂片”是中国电影必经路。杜琪峰认为，美国电影已经一百年，中国电影现在还只是很短的时间，但是中国有大量的观众，每种电影都有人看，这就是现代的中国电影。因此，如何从烂片时代走向成熟丰富，电影创作与市场需求更好地接轨，是我们真正应该关心的问题。

　　李妍：我们的确还处于一种十分粗放的电影时代。近来票房好的这些国产电影，都是典型的迎合市场口味的片子。这有点像电视迎合观众一样，观众想低俗刺激，就专门拍一些低俗刺激的；观众想洒点狗血的，就弄狗血。一切为了收视率。收视率是万恶之源，那么票房也可能是万恶之源。

　　杨早：有什么样的观众就会有什么样的电影。什么时候有一批主流观众与主流创作者不满足于快感奖赏，想让自己的感受更丰富，自己的产品更有精神追求，他们会静下心来，听听那些未必比他们高明，但看过的电影比他们更多的人的意见(这些意见也一定会互相冲突)，至少再不会是无知嘲笑有知，有钱蔑视有脑。到那时候，我们再来讨论“中国好电影”的问题。

　　李妍：对，现在的中国电影远远还没有走到引导公众思考，反思个体、社会价值这样一个层次。而要走下去，我想不应该一味怪罪观众品位不高，而必须想想怎么去突破价值瓶颈，在现有的界限之下，阐述一种共通的价值，等大家想明白了，或许中国电影走向大片时代就不远了。当然，目前，我想国内不少电影人仍然沉浸在票房飙涨的狂欢中吧？他们现在需要的，或许只是电影如何最快兑现成市场价值。

　　张天潘：突破价值瓶颈，需有更多电影人的努力，所以我很欣赏姜文这种“站着把钱赚了”的导演。有思想，有独立性，又有自己坚持的理念———在十八年里，他拍摄了四部电影，这样的慢速度，显然在这个一切都要求多、快的年代里，是十分另类的。《让子弹飞》完全证明了，姜文他是知道观众的高潮点在哪里的，他只是有时还不愿意委下身段，向观众示好。

　　刘采萍：我觉得看电影也好，看小说也好，从一个普通观众和读者的角度来说，我真不希望导演和作家，整天琢磨我喜欢哪个类型的产品，我需要哪种情绪的表达。你把你所想所思写出来、拍出来，让我来理解你，你就有可能打动我甚至征服我。你要相信你的读者和观众。

　　杨早：每一个领域都该是多元共生的，才能创造更多重的生存空间。其实中国一直都不缺追求艺术的小众片，但生存环境艰难，而这种生存的艰难又部分源自商业片缺乏行业规范。什么时候中国有了一批合格水准的类型片，也就不会有那么多有情怀无水准的艺术片在那儿装模作样。一个行业里总是有高端有低端，但秩序很重要，如果山寨机价钱卖得比IPHONE还高，这个行业一定有问题。

　　张天潘：其实好电影的夭折，也和影视创作的环境有很大关系。比如前两年顾长卫的《最爱》，原著是阎连科的《丁庄梦》，小说描绘河南农村中真实存在的艾滋病笼罩下的荒唐与灾难。《丁庄梦》风格冷峻、辛辣，但对比原著，电影变成了艾滋病的电影版公益宣传片，缺少震撼力与现实反思。

　　电影作为文化艺术的一部分，它的任何“奇葩”都是表面的———在其之下，与特定的文化、政治、经济等整个社会结构息息相关。就事论事只会遮蔽问题的根源，然后不断重复这种焦虑与浅层的反思。所以，将问题引述到导演、编剧身上，只是进入到第一层表象。分析到影视市场与创作环境，则是第二层根源。中国的电影创作者如果只能寻求“安全生产”，又会分出两个岔路：一是媚权即向上的庸俗，唱颂歌，伪崇高；二是媚俗即向下的庸俗，提供感官刺激的低俗成风。欧美也有烂片，我们没有期待每一部国产电影都是经典佳作，而是要求这个比例能不能高一点，别一部连着一部出烂片。

关键词：小时代,中国电影,国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