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立法不该给权力寻租留下空间

　　成立8年的中华环保联合会，被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根据目前正在审议的环保法修正案草案规定，环境公益诉讼主体将只限定为中华环保联合会一家。这在业界引发激烈的争议，甚至有专家称“这是一种严重的倒退”。

　　资料显示，中华环保联合会并非纯粹的公益组织，其运作采取企业、个人两种会员方式。一边拿着“污染大户”的会费，吃人嘴软拿人手短，自然要为企业的利益出谋划策，一边又摇身一变成为法律唯一认可的公益诉讼主体，代表受害民众，站到污染企业的对立面，这类似金庸小说中“左右手互搏”的高难度技艺，违背现代社会最基本的利益回避原则。

　　针对质疑，中华环保联合会副主席兼秘书长曾晓东表示，中华环保联合会没有向任何领导进行过“汇报”或者背后运作，对外“不会权力寻租，接受贿赂”，将接受法律、社会、其他民间环保组织和媒体的监督。中华环保联合会能否取得公众的信任，并不取决于承诺，也不取决于过往表现，而是取决于它的清晰定位。也就是说，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作为环境公益诉讼主体究竟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

　　首先是身份上的独立性，而保证身份独立性的前提，必须要与环境公益诉讼的各方主体做利益上的切割。在这一点上，中华环保联合会显然存在着致命伤。过去几年，中华环保联合会也做了一些公益诉讼，但诉讼对象主要是一些地方的小企业，没有涉及一家其会员企业。这种只打外人不打“自家人”的现象，显然与会员单位缴纳的不菲的会员费有着直接的关系。而分析其经费来源，会费也占了很大的比例。

　　事实上，公众很难分清，究竟是中华环保联合会以环境公益诉讼为名要挟了污染企业，还是企业以缴纳会费为诱饵实际控制了中华环保联合会，或许两者兼而有之。但无论是哪一种，中华环保联合会都有可能成为另一个“牙防组”，公共利益成了腐败贪婪的牺牲品。

　　环保立法不应该给权力寻租留下空间。避免这一最坏结果的发生，可行办法就是放开环境公益诉讼主体的资格限制。无论是从法律上说还是利益相关性上说，任何一个公民或者民间组织都应该有资格对污染企业提起公益诉讼。诉讼主体的多元化，既有利于加强对环境污染的社会监督，也能有效分散权力，降低权力寻租的可能性。在这个问题上，法律根本没必要管得过细、伸手过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