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容忍”成为社会显文化更可怕

　　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李永忠表示，目前内地的反腐败还谈不上“零容忍”，甚至有些过度容忍，比如刑法里贪污受贿立案标准，已经由2000元提高到了5000元，而在实际的办案过程中，不少地方立案的金额更大。(1月21日《中国青年报》)

　　贪腐认定标准从2000元提高到5000元，并不是多大的跨度。在现在的物价水平下，从零容忍的角度看，这种提高似乎是一种过度宽松，但如果结合物价实际水平和特殊的国情与文化，这种过度容忍其实并没有多少过度。

　　当然，公众也不会纠结于5000元的认定起点是否过高。与那些动辄几十套房、贪腐几个亿的贪官相比，5000元的起点已经可以认为是一种零容忍了。官员的实际贪腐规模已经拉低了公众的接受底线，当他们不断看到各种匪夷所思、超乎想象的贪腐大鳄时，5000元真的是一个低得不能再低的数字。

　　所以，在讨论过度容忍时，不必纠缠于具体数字，与具体数字相比，过度容忍的文化氛围才更可怕——认为贪腐没什么大不了，甚至认为贪腐是一种常态。比如，有的地方在具体执行时，再次提高了认定标准。此时，法律规定就有被架空的危险——明明法律已经提高了贪腐认定的门槛，但是依然有权力机构不把它当回事。此时，就算是认定标准不提高，或者干脆真的以0元作为贪腐的起点，贪腐还是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因为，在这种文化认知当中，小贪腐不是什么大事情。

　　当然，这种对贪腐容忍的文化不仅存在于一些权力机构，这种容忍、接受、迎合贪腐的文化，在社会上也蔚然成风。人们都好像痛恨腐败，但是一旦关系到切实利益，却又总是会走捷径。突破规则走捷径，人们不仅不会觉得可耻，反而会认为自己捡了一个大便宜。

　　这种对贪腐的容忍和依赖，不只在一个群体中存在，当社会潜规则已经成为一种明规则时，贪腐就很难真正成为公众的切肤之痛，反而可能被视为增进关系或获得利益的润滑剂。这似乎已经成为一定环境下的文化认知。

　　所以，当专家提出要正视过度容忍腐败时，一方面要严谨地讨论，看认定腐败的起点和标准到底多少才合适；另一方面，更要警惕社会盛行容忍腐败的文化。与具体数字规定相比，文化的力量才是巨大的，这种力量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但无论哪一种文化，都是渗透到骨子里的。因此，必须对文化层面的过度容忍腐败，有足够的重视和预防。而这离不开制度的约束和道德的觉醒。(乾羽)

关键词：容忍,文化,过度,贪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