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通电话无结果”是在等第16通吗？

　　就河南兰考7名孤儿火灾遇难事件，记者归纳了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希望民政部给予回应，一直没有消息。8日上午，记者打了15通电话，想要了解民政部对采访要求的安排进度，结果只得到一句“领导不在”。(《人民日报》1月9日)

　　“15通电话得到一句领导不在”让人吃惊，但必须指出的是，这是面对《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时出现的；如果是普通老百姓的电话，是不是连“领导不在”也无法获得呢？说穿了，这是与“脸难看门难进事难办”一脉相承的官僚习气，不仅让社会关切无法得到及时回应和消解，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消解着公众对政府部门的信任度。

　　接下来的问题是，15通电话没有给出民众想知道的结果的民政部，是不是在等待第16通电话呢？若果真如此的话，中央转变工作作风的要求是不是在不知不觉间或有意被忽视了呢？是不是所谓改变作风的决心仅仅是“嘴上说说”呢？

　　我们都知道，“扁鹊见蔡桓公”中的一段话：“疾在腠理，汤熨之所及也；在肌肤，针石之所及也；在肠胃，火齐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属，无奈何也。”那么，就附着在“15通电话无结果”上的官僚病症来说，是在“腠理”、在“肌肤”，在“骨髓”、还是在“骨髓”呢？是任其发展乃至病入膏肓还是痛定思痛去寻找科学的救治之策呢？这不仅是民政部门应思考的问题，也是转变作风大背景下所有政府部门应直面的课题。否则，当真的到了“在骨髓”时，即使有了第16通电话，恐怕也不能让民众满意，也不可能找到医治的良方。

　　公众信任，对政府部门来说是无形资产。曾有人指出，“民心是最根本的执政资源。真诚回应社会关切，积极提振政府公信，自觉维护‘无形资产’，是每个党政干部的政治责任。”但是，在“15通电话无结果”之下，我们看到的是无形资产不仅在流失，更是在遭到破坏。学者马克思·韦伯认为，“官僚制具有无比的优越性，他指出“精确、迅速、明确、精通档案、持续性、保密、统一性、严格的服从、减少摩擦、节约物资费用和人力，在由训练有素的具体官员进行严格官僚体制的、特别是集权体制的行政管理时，能达到的最佳效果。”但是，当部门和官员都身患官僚病时，所谓的“最佳效果”就成了水中月。

　　原因无它，因为他们热衷的仅仅是不受约束地行使公共权力的可能而并非为民众和公共利益服务的可能；在“公共的”与“私人的”问题上失去了价值标准，就会把一切不利于本部门或个人的东西变成“公共的”，而把一切有利于本部门或个人的东西变成“私人的”。由此出现的怪象就是让群众只能见到名字、听到声音、看到图像，就是找不到真人；就是象征性地公布了办公电话和手机号码，但这些电话无法拨通，总是不在“服务区”。在这样的官僚习气下，出现“15通电话无结果”还值得奇怪吗？

　　“15通电话无结果”是“疾在腠理”还是在“脊髓”？千万别让公众再拨打第16通电话啦！这样的要求过分吗？期待官员们作出回答。(朱四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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