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妈讹诈”事件过后的冷思考

　　12月4日，在网上炮制“大妈佯装跌倒讹诈外国小伙”传闻的摄影师李先生通过媒体向当事人李女士和公众致歉。道歉信近四百字，内容总体比较真诚，受了冤枉的李女士是否接受尚未可知，但这件新闻似乎就此尘埃落定。然而，在新闻速朽、旧闻常新的当下，我觉得关于此事仍有两点想法。

　　其一，老人跌倒是否要搀扶的问题是国人当下道德焦虑的集中体现。很难想象在哪个国家，老人(或者所有老弱妇孺)跌倒，路人搀扶或者不搀扶会成为新闻的常态。仅以最近一个月来举例。11月25日，杭州一老人闹市跌倒，周围无人敢救，但路人围成圈叫救护车；同样是11月25日，同样是杭州，一位卖红薯老人跌倒，路人相救并买光红薯；11月26日，江西九江市区一名老人摔倒，路人出手相助；12月2号郑州一名老人倒地无人扶；12月3日，福州一老人倒地，公交司机先找人作证再扶人……

　　老人跌倒，无论救还是不救都成为报道的对象。我以为这是新闻史上可能很罕见的现象。一种社会现象之所以成为新闻，成为舆论的中心，一定是它戳中了某种普遍的社会心理。老人跌倒是否要救这个命题，给每个人都模拟了一种道德困境。它假设每个人都是路人，一旦有老人跌倒就会面临三种处境：一种是救扶老人，自己良心上也受到安慰；一种是救扶了，却反被讹诈，甚至掉入碰瓷的陷阱；最后一种是当没看见，但自己良心上过不去。现实中，这三者都可能发生。如果一个人在这三个选择中纠结，不知如何选择，就陷入了困境。再抽象看，其实这三种可能几乎是所有道德命题的基本模式。所谓道德，就是社会形成一种惯例或风气，让你自然而然就做出一种选择。在一个道德较好的社会，救扶老人是一个自然的选项，饭店不使用地沟油，法官不徇私枉法也是自然选项。相比较其他社会道德问题，老人跌倒是否要搀扶设置的道德处境更为微妙，因为救扶的成本较低，而可能付出的代价较高。只有当最普遍的道德都出现危机时，社会的道德焦虑才显得格外明显。

　　其二，新闻媒体在类似事件中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总体是正效应还是负效应？一方面，类似事件都是在新闻媒体上呈现，另一方面，似乎新闻媒体本身也参与到事件中来。这当然不是说记者参与新闻事件，而是新闻本身在助推某种社会情绪。在很多类似事件的采访中，都有围观者声称之所以没有搀扶老人，是因为从媒体上看到有人做好事反被讹诈就不敢救扶了。那么，媒体报道这类案件错了吗？难道媒体是社会不良风气的渲染者？这里面涉及到媒体伦理的问题。我以为，社会道德的问题不应该全部卸责给媒体，但媒体在报道时应当注意分寸。对于类似于南京彭宇这样的案件当然要报道，但应该有几分事实报道几分。同样，对于所谓好人好事，也不必刻意夸张，因为人们有辨别常识的能力，如果人们发现所谓的好人好事有虚假成分，反而增加了对社会的怀疑。

　　在自媒体时代，由于人人都可能是记者，是传播者，换句话说，人人都可能是一个媒体，那么人人都应有反思自己言论的自律。就如这次炮制“大妈讹诈外国小伙”新闻的那位摄影师，他的动机未必有多不良，甚至可能最初认为自己是在惩恶扬善，但他未经调查事实伪造出的图文却迅速传播，导致对当事人的伤害。这种伤害在自媒体时代非常容易发生，人人可能是伤害者，又人人都可能是被伤害者。幸好这个大妈被撞有视频为证，否则可能最终都说不清。由此，不免感叹一句，自媒体越来越发达，传播速率越来越快，对人类到底是祸是福犹未可知。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朱迅垚)

关键词：事件,大妈,讹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