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社会”与“就业徘徊”相伴而行

　　如果选一数据来反映国家或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稳定程度、民生、教育甚至治安状况，那么非“就业”莫属。

　　除了这些大方向的描摹之外，它还如三棱镜一般折射出了更复杂的社会面影：阶层分野、城乡差距、产业结构、财富分配、社会心理。这当中可以看到，什么是上升的阶层、哪个是没落的群体，何处是财富的渊薮、哪里是贫瘠的土地；可以看到公平和歧视的对抗，规则和特权的角力。

　　2013年全国有近700万高校毕业生就业，被称为“史上最难就业年”。在名校扎堆的北京，目前高校毕业生签约率只有28.24%，不足三成。“找工作”让刚走向社会的年轻人见识了什么叫做“转型期社会”。

　　处于转型中的中国，户籍和社保是就业不能绕开的问题。打破户籍、社保壁垒的强烈诉求与获得户籍、社保优势的迫切愿望，诡异地并存于每个就业者的头脑中。

　　这二者限制了劳动者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流动，制造了就业机会上的不公平。而恰恰由于户籍和单位成为了社会资源分配的依据，所有面临择业的大学生都深知其中厉害，故而更要拼命地挤入提供城市户籍和完善保障的单位———在这种情况下，毕业生根本无法在城市和基层、热门单位和普通企事业单位间进行有效分流。

　　以户籍和社保为核心，每个用人单位所拥有的资源做为广义的“福利”，正被就业者反复掂量。垄断型国企、大型高新产业、权力集中的公务员岗位、掌握核心资源的泛事业单位、金融证券和信息行业正受到热捧，而更有能力消化就业者的领域则因缺乏这种“福利”而遇冷。

　　比如制造业。制造业是拉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我国制造业生产及出口曾经保持了多年的持续快速增长，提供和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和就业机会。但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制造业就业人数及就业比重呈现出较明显的下滑走势。有关数据显示，1995年至2010年，制造业就业人数减少了33.8%。这固然有制造业本身发展困境以及实体经济趋冷的原因，但也不得不正视劳动密集型产业“地位低”、“工资低”的岗位水准。这是“就业难”和“用工荒”中国式并存的现实注解。

　　不止行业和行业之间，毕业生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就业意向也轻重不均。当高等教育扩招的成果开始反哺一些西部省份时，东部发达地区已经在为过度集中的人才存量而头痛了；基层对人才求贤若渴，北上广却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高“进城”的门槛。地区、城乡之间的巨大差距，不仅带来了财富和权利上的分别，也导致了规则意识和人文环境的迥异，因此大量毕业生宁可在一线城市徘徊、流连、自主性事业，也不愿意选择欠发达地区和基层岗位。

　　由于就业有如此大的附加价值，对于中国大学生而言，选择职业就如同选择了命运。故而指望用劝说大学生自主创业、投身基层、回报西部来破解就业困境，不但收效有限，其实也是不负责任、回避问题的。只要户籍壁垒不能打破、财富分配仍然失衡、社会政策始终以城乡结构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大学生就业就不会不难。转型社会和就业徘徊会相伴而行，只有充分改革，才能保证充分就业。

　　如果“就业难”是一道考题，那么产业结构调整就是标准答案里的得分点，在媒体报道和分析文章中，二者多半对应出现。产业结构调整不仅意味着将低科技含量、过分依赖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的低层次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为高技术、高产出、低消耗的高层次产业结构，也意味着调整三大产业的比例结构、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刘文嘉)

关键词：就业,转型社会,制造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