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瑞典行大学演讲曾有人闹场 坚决反对取消活动

　　去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莫言在斯德哥尔摩大学发表演讲《讲故事的人》之前，曾有人想闹场，以至于朋友劝他取消活动；发表演讲之后，肯定他的声音大量出现。莫言诺奖之行发生了什么？面对外界说法，他如何回应？莫言获奖后的首部作品《盛典——诺奖之行》将于月中推出，记录瑞典七日所见、所感、所思、所悟，揭秘诺奖盛典鲜为人知的细节和趣事。

　　获奖后一个多月的经历，使我认识到诺贝尔文学奖巨大的影响和不可撼动的尊严。我一直冷眼旁观这段时间发生的一切，这是千载难逢的认识人世的机会，更是一个认清自我的机会。

　　——莫言

　　谈领奖

　　我什么也没想，一直在观察

　　对于写这本书的初衷，莫言说，“围绕我去瑞典领奖这件事，很多人写了文章编了书。有人道听途说，有人捕风捉影，有人虽有忠实报道之心，但由于条件限制未能获得第一手资料，因此难免出现许多与事实相去甚远的信息。为了恢复真相，也为让读者了解这件事的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我的一些零星感受与随机所想，就编写了这本书。”

　　在书中，莫言透露了一些获得诺奖之后自己的心声。他称，诺奖公布后，刚开始他确实有点不适应，包括在网络上很多对他的议论和批评，感到很生气。后来渐渐感觉到大家关注议论批评的这个人跟自己本人没有什么关系。莫言说，很多人在用他们丰富的想象力塑造着另一个莫言，“所以我是跟大家一起来围观对莫言的批评与表扬。”

　　莫言提到自己获奖的时候什么也没想，他听到派尔·维斯特拜里耶大声说：“莫言，请！”便向舞台中央走。“我用左手托住国王递过来的奖牌和奖状，伸出右手与国王相握。国王的手粗壮有力。国王说了几句话，我虽然听不懂但也能猜到他说了什么。我说谢谢。然后，与前面那六位一样，我鞠了三躬。我听到台下掌声很热烈。我回到座位上掌声还在继续。我看到了妻子、女儿和一些熟悉的面孔。我什么也没想，我一直在观察。”

　　谈“闹场”

　　相信公道自在人心

　　莫言在书中透露，在斯德哥尔摩大学发表演讲《讲故事的人》前，曾有人想闹场，以至于朋友劝他取消活动。

　　“早晨刚起床，即接到朋友的电话，说有人将到大学闹场。这几位著名人物，从宣布我获奖后，即咬牙切齿地发表很多我懒得评价的言论，制造了很多我不屑辩驳的谣言。我自然清楚他们为什么这么疯狂，我对他们表示同情。”

　　“朋友劝我干脆取消这次活动，我坚决反对。”莫言说，这个演讲是开放的，任何人都可以参加，任何人都有权利进行表演。我不能为此让主办者难堪，更不能因此让听众失望。

　　莫言发表“讲故事的人”演讲之后，肯定的声音大量出现，莫言在书中写了自己的感受：“在我发表了《讲故事的人》的演讲之后，我看到瑞典的报纸全文刊载了我的演讲稿。据说这也是空前的。总之，肯定的声音大量出现，那些把诺奖政治化、把我‘妖魔化’的批评，开始受到质疑。”

　　让莫言感动的是，上届诺奖得主托马斯·特朗斯特勒罗姆先生站出来支持他。他看了莫言的演讲稿，听他的夫人朗诵《生死疲劳》，向瑞典学院表示：莫言是优秀作家，他的演讲是篇感人的好文章。“我相信公道自在人心，我相信文学的力量，我相信在斯德哥尔摩大学礼堂听讲的人会成为我的支持者。”莫言如是说。

　　谈照片

　　我愿抛弃所有回到青春岁月

　　“自从我获得了201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在中国的网络上疯传着一张照片。这张照片上有四个人：三个男人、一个女人。三个男人是张艺谋、姜文、莫言，一个女人是巩俐。”莫言首次在书中写到照片背后的故事。

　　莫言说，这张照片是25年前在他故乡山东高密自家院里照的，当时他们都很年轻，“张艺谋最大，也不过三十四五岁，巩俐是个大学三年级的学生，只有二十二三岁。”如今25年过去，大家都有名了，可惜已经老了。“如果让我抛弃我所得的所有奖项和荣誉回到青春岁月，我会毫不犹豫地回去。”

　　莫言说，1986年3月，《红高粱家族》发表在《人民文学》上，大约过了四个月，张艺谋找到他，称想把小说改编成电影。“当时张艺谋光着膀子，黑得像煤炭。他是左脚穿着一只鞋，右手提着一只鞋。因为他手里提着的那只鞋的鞋带在公车上被人踩断了。我一见他，马上想起我们生产队的小队长。后来张艺谋说，他一见莫言，就想起我们生产队的会计……于是，一个小队长和一个会计进行了一次成功的合作。当时张艺谋说，我可能对你的小说进行很大的改动。我说随便你改，因为我信任你。我说，我在小说里描写的爷爷奶奶是在高粱地里谈恋爱，你可以让爷爷奶奶在高粱地里试验秘密武器。但最终他还是让爷爷奶奶在高粱地里谈恋爱。”

　　当时有很多人认为莫言的小说让张艺谋改编成电影发了大财，莫言说，实际上张艺谋购买这个小说的电影版权只花了800元。“我回到故乡，有位老乡问我，听说张艺谋给了你100万……”

关键词：莫言,演讲,瑞典,张艺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