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弱势群体更需要光亮和温暖

　　1月18日，云南打工者杨九在广东东莞市厚街镇一出租屋内，挥刀砍向瘫痪的母亲，后用剃须刀片割腕自杀。所幸母子二人均无生命危险。东莞第二市区人民检察院公诉人员经调查认定，疑犯有犯罪中止、自首等行为，考虑到杨九只身打零工照顾病母多年，对其做出不予起诉的决定。(4月9日《新京报》)

　　常年不离不弃照顾母亲的孝子“拔刀相向”，前后判若两人的反差，让人大跌眼镜。“孝子弑母”的人性坍塌，从表面上看是杨九情绪失控，行为偏差；根本上则是制度护佑和人文关怀的缺失，让杨九和母亲处于国家、市场和社会“三不靠”“三不管”的夹缝地带，人性不断扭曲变形，最终以一种错乱的方式爆发出来。生活的重压，工作的困境，得不到有效社会支持的杨九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悲观消极情绪不断累积；加上性格内向、无法表达内心的情感和感受，在“精神荒漠”中不堪重负的杨九，试图以决绝的方式得到某种所谓的“解脱”。

　　“孝子弑母”不仅是一个家庭的悲剧，也是全社会的悲哀。面对重大疾病和意外伤害事件，仅仅依靠家庭力量往往力不从心。制度之爱和人文关怀的缺失，让人性逐渐变异，甚至走向危险地带，连亲情伦理都难免受到伤害。杨九并不是不愿意承担照顾母亲的责任和义务，而是困顿的现实，让他失去了对未来的希望。觉得生活没意思、觉得自己没用、责怪自己不能给母亲带来好的生活的杨九，试图选择失范型自杀来结束自己年轻的生命；之所以“孝子弑母”，是不愿意看到母亲无人照料。

　　杨九不缺对母亲的爱与责任，只是“哀莫大于心死”。对生活失去信心的他，不惜选择和母亲“同归于尽”。作为流动弱势群体的一个缩影，杨九和母亲在城乡二元体制中处于边缘位置，既无法享受农村的低廉生活成本，也无法获取城市的公共服务，成为社会治理的盲点。如果他们的生存境遇能够早一点被发现和重视，“孝子弑母”的悲情或许就可以避免。

　　庆幸的是，杨九和母亲都获得了生命的延续，检察机关在坚持法律严肃性的同时也对杨九免于起诉。然而，问题并没有终止。对杨九和母亲进行公共救济和民间帮扶，点燃希望的心灯，让他们的人生多一些光亮和温暖，才是一个温暖社会的应有作为。(杨朝清)

关键词：孝子弑母,流动弱势群体,公共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