斩断“红顶中介”背后“隐形的翅膀”

　　对于那些屡受诟病的“红顶中介”来说，摘帽子的时候到了。近日，中办、国办印发的《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总体方案》，作为指导行业协会商会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方案按照厘清职能边界、充分发挥协会商会应有作用等原则，提出了脱钩改革清晰的路线图、明确的时间表、具体的任务书。(7月10日《第一财经日报》)

　　“戴市场的帽子、拿政府的鞭子、收企业的票子、供官员兼职的位子”。近年来，一些被称为“二政府”的“红顶中介”通过形形色色的手续、关卡、资质、认证，蚕食着行政审批改革的红利，扰乱市场秩序。如2014年4月份，长沙建筑业协会建筑施工设备租赁分会向企业收保证金，企业不交钱登记就不能经营。此外，该协会还规定，未取得行业确认证书的建筑施工设备租赁企业，禁止在长沙承接该项业务，被戏称为“最牛行业协会”。

　　“红顶中介”乱作为、乱收费一直广受诟病，相关部门也一再严令规范其行为，但其为何敢于我行我素？这得从其“身世”说起。追根溯源，“红顶中介”原本与相关政府部门有着“血缘关系”或“亲属”关系。据报道，“红项中介”主要有三类：一是由政府转型过来具有审批权的组织，他们过去就是政府部门，后来变成了协会；二是捆绑在政府主管部门的协会，主管部门有一部分职能隐藏或者直接委派给这类协会；三是一些政府主管部门领导退休下来以后，在里面任职。

　　而在这背后，这些“红项中介”要么以服务费、会费、协作费、咨询费的名义“分红”，要么以高房租、超额水电费等享受向主管部门“进贡”，要么以高息集资、投资分红的形式与主管部门结成利益共同体，更有甚者，直接将资金划转至主管部门或者所属事业单位。个别部门也把中介机构和社会团体当作单位“捞外快”的自留地，把自身应当承担的费用转由其管理的中介机构承担或者在中介机构报销费用；有些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还在中介机构领取加班费、补贴、福利等等。

　　政府部门的“偏爱”无疑是“红顶中介”牛气冲天的根本原因。九三学社的提案中提供了这样一组数据：一个产业项目，企业从签订《土地出让合同》到竣工验收，需要9～20项中介报告，整个流程长达300多天，涉及12个委办局、20多个科室，经手150多人次。2014年6月份，审计署的一份审计报告指出，13个中央部门主管的35个社会组织和61个所属事业单位利用所在部门影响，采取违规收费、未经批准开展评比达标、有偿提供信息等方式取得收入近30亿元。

　　说白了，“红顶中介”实质上就是权力寻租和官商勾结的恶瘤，“红顶中介”之所以能够强制服务，强行收费，是傍着主管单位的权力。它让百姓钱没少花，路没少跑，事情却照样难办，不仅破坏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与简政放权的改革初衷背道而驰，更是严重的腐败行为。如何整治这些“红顶中介”，关键是要砍掉其背后那双政府权力的“隐形的翅膀”，彻底割裂市场第三方机构与政府机关之间的关系，如此才能根除“红顶中介”生存的土壤，保证简政放权的实效、赢得广大民众对改革的支持。(朱海滔)

关键词：红顶中介,行政机关,脱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