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特殊暴恐事件”的血与痛
圣战与反恐 法国一夜之间成为全球反恐的焦点,在《沙尔利周刊》编辑部遇袭之后不到24小时又有两名警察遇袭。于法国政府来说,这是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之后,法国政府提高了反恐级别;于发动袭击的人来说,这是捍卫信仰的圣战。当圣战遇到反恐的时候,一场没有结果的战争就开始了,也是一场没有赢家的战争。 法国近年来成为恐怖袭击的主要目标,在法国发生的恐怖袭击占欧盟的四成以上,毫不夸张地说,法国面临着恐怖袭击的“十月围城”,巴黎,这座世界之都,也被称为“巴黎斯坦”。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伦敦、马德里等地,欧洲成为反恐与圣战的新战场。尤其是在“伊斯兰国”兴起之后,取代基地组织成为新的圣战中心。来自欧洲各国的志愿者超过3000人,尤其是法国、英国、德国公民成为“伊斯兰国”武装分子的重要来源。这些武装分子回国之后成为发动恐怖袭击的恐怖分子,除了法国之外,加拿大等国也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换句话说,恐怖主义已经不再是中东的“专有”标签,而变成了隐匿于全球角落的恐怖主义网络。这是一个恐怖袭击的黑色帝国,反恐与圣战成为没有“楚河汉界”的战争。 圣战与反恐,从字面来看,这几乎是难以相容的两种力量,都带有强烈的道德优越感。言论自由是欧洲自由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却受到域外或者异己力量的审查。于穆斯林而言,先知或者信仰遭到亵渎,暴力只是捍卫信仰的一种手段。在这场圣战与反恐的较量中,欧洲成为被威慑的对象,恐惧感使很多媒体放弃了讽刺性的文字或者漫画;而穆斯林则让自己郁积于胸的屈辱感以暴力的形式发泄出来。 《沙尔利周刊》的悲惨遭遇意味着“文明冲突”已经超出了亨廷顿的预期,不是中东政体与欧洲博弈,而是欧洲内部出现了文明的断层线。前往叙利亚的穆斯林们,他们在法律上是欧洲国家的公民,但是在心理与信仰上却是伊斯兰世界的,“身在曹营心在汉”,在同一个国家内部出现了“敌-我”的分化,这既是国家内部整合机制的失败,也是历史积怨难消的明证。二战结束之后,欧洲一片废墟,不仅缺钱,也缺劳动力,马歇尔计划解决了资金问题,欧洲国家从中东、北非大量引入“客籍劳工”,前后持续了几十年,这些移民的规模达到百万。在很多欧洲城市都有穆斯林社区,遗憾的是,虽然移民已经有几代了,但是心理界限却没有弥合。穆斯林的生育率较高,但是很难融入主流社会,青年穆斯林失业率高,难免产生怨恨。他们也是进不了自己的国家(法律意义上的),回不去心中的故土(信仰上的)。 当“伊斯兰国”兴起之后,成百上千参加圣战的欧洲穆斯林使欧洲陷入了一场“内战”,作为回应,欧洲各国的极右翼政治势力兴起,尤其是法国勒庞领导的“国民阵线”有强烈的排外思想。《沙尔利周刊》事件进一步激化了法国国内的反穆斯林的思潮,而勒庞是一个“站在权力门口”的女人,如果她入主爱丽舍宫,法国恐怕真会朝着“巴黎斯坦”的方向滑落。这代表了欧洲政治发展的潜在的隐忧,极右翼势力和穆斯林之间需要实现和解,更重要的是二者之间的矛盾与摩擦要“去意识形态化”,就事论事的处理方式是消解圣战与反恐所附带的极端性的关键所在。 欧洲人打了几百年宗教战争,最终认识到世俗化、政教分离是和平之路,宽容是多元信仰和平共存的没有选择的选择。(孙兴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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