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让座赶下车”，如此立法妥不妥

　　“让座立法”不能超越可操作性

　　邓闽军

　　在公共汽车上给特殊群体让座，本无可厚非，但近年来关于“让座”而引发的争议不断。“立法让座”并非南宁首创，早前，郑州也审议过《城市公共交通条例(草案)》，其中就拟规定，公交车乘客应主动让座位给老人、孕妇等，若不履行义务，驾驶员、售票员可拒绝其继续乘车，并对拒不让座者罚款50元。但笔者以为，不论是罚款还是拒载，不仅有违契约，也难有操作性。

　　文明出行的习惯养成，首要在自觉，倡导是主要手段，而立法强制则要有边界。如果说“拒不让座”就得赶下车，在执行的过程中，难免遇到纠纷与矛盾，谁出面解决？司机、乘务员有自己的岗位职责，其岗位的性质也决定其不具备承担“让座执法”重任的能力。如此，不仅加重了司机、乘务员的工作负担和压力，更有可能引发司乘矛盾，甚至影响公共交通秩序。

　　我们提倡让座的美德，反对“拒不让座”的不道德行为，甚至对一些屡教不改者还可以进行谴责，但是靠法规的强制要有底线。比如说，公交方面把“拒不让座”者赶下车，这些乘客就可以要求退票和赔偿：买票上车，在这段路程内，乘客就与运营方构成了合同关系，“拒绝让座”并不能成为运营方单方面解除服务契约的依据。

　　靠法规强制让座的愿望是好的，但法律解决不了让座的道德底限。“让座”之争，更多的在于“换位”思考，在于公民道德素质的培养与提高。不具备可操作性的立法还是慎重为好。

　　道德管不了只有让制度介入

　　乔杉

　　有人说，根据契约原则，公交无权拒载不让座乘客。这种理解是片面的。契约关系关键在约，如果没有事先约定，公交拒载不让座乘客当然不对；但如果出台了相应的规定，并且已经对外公示，那乘客买票上车就意味着接受了新的契约关系。根据契约原则，公交当然可以对不让座者拒绝提供服务。

　　让不让座是一个道德问题，而道德问题最好由道德来解决——这也是许多人反对“不让座就拒绝提供服务”的理由。从理想层面来看，如果整个社会形成良性机制：大家都有道德，都能主动让座，如果有人不让座，舆论力量会发挥，最终迫使其让座——这自然很好，也不需要出台制度。问题的关键是，在许多道德问题上，完全依靠自律很难带来风清气正，如果没有法律层面的制约，那就只能看着不道德延续甚至加剧。

　　道德标准是高于法律标准的，用法律约束本应是道德约束的问题，多少有些无奈，却又迫不得已。道德问题最好应该通过道德的方法来解决，但当用道德方法不足以解决问题，或者解决遥遥无期，那就只能让法律让制度介入。不管如何，总不能任由道德萎缩甚至溃烂下去吧？

　　在一个多元的时代，出现道德分野或许并不奇怪，但对道德滑坡熟视无睹，却是不可谅解。因为它只会把社会引入一个没有希望的岔道。“不让座就下车”或许只是一个次优选择，但因为不存在或找不到最优选择，那只能选择接受。

关键词：不让座赶下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