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城挖”让人想起卖楼还债论

　　当推土机涌上武汉的街头，如何来看待此种城市建设的“满城挖”现象？之前一种常见的观点为，“满城挖”是赞是弹有待时间检验。但现在看起来，这个检验的时间点已经提前到来：根据武汉市城乡建设委员会的最新统计数据，2013年武汉的工地数量高达11012个，记者从财政部湖北专员办还获悉，截至2012年6月30日，武汉债务余额为2037.05亿元，债务率已经超过美国最高警戒线的1.5倍。武汉市2013年需要还本付息310.59亿元，2014年则达到311.76亿元，相当于最近两年每天需偿债1亿元。

　　“满城挖”之下，高于美国最高警戒线1.5倍的债务率、总量达311.76亿元的负债规模、每天1亿元的还债必需，它们令人触目惊心，将其换算成另一组数据，也即于2013年和2014年，武汉市差不多要拿出接近40%的公共财政预算收入用于偿还债务。但这可能仍不是最令人怯于想象的，报道同时显示，武汉市政府性债务偿还高度依赖土地收入。以2011年为例，武汉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1435.28亿元，土地出让收入还债648.29亿元，占比超过44%。过度依赖于土地财政的还债模式，还会带来诸多发展隐患，譬如管理者对房市调控的不主动。

　　地方债的耸人听闻当然不是自武汉始，真正需要辨析的其实是它所给出的理直气壮的说辞：举债是为了替城市建设“补课”，加大城建规模。提升城市定位当然并无过错，可现实中的武汉已然流于某种揠苗助长。仅仅3年间，该市城市定位已两度被拔高，2011年底，武汉市提出“建设国家中心城市”，2013年初，又提出了建设“祖国立交桥”、建设“世界城市”的新目标———过于超前的城市发展规划，本身财力不够的政府热情，它们只能制造出数额惊人的地方债，而当地方债成为具体的无法承受之重，它就只能陷入卖地、吸纳民资等恶性循环。

　　在“满城挖”里，有一个恶性循环的链条，尽显地方债看似遏制不住的根源所在：它仍是不受约束的事权与财权。城市规划与建设本质上关系到每个市民，但这样的事权往往由城市的少数管理者说了算，终身问责制的缺失更是让众多超前与奇葩的规划出台，当它们导致了几乎难以收拾的地方债局面，借债的官员早已经调离或升迁，同样没有问责机制的地方债借还，就这样被传递到下任官员的手中，最终逐渐积累成几欲“爆炸”之势。已不得不正视的武汉地方债务，成为了所有人都看得见的分析样本，它指向的还是无处不在的重建。

　　重建从何开始？滚雪球般增大的地方债，它该如何真正地为自身制度性减负？不久前，国务院参事夏斌曾表示，在地方政府还债问题上，一是要严格执法，绝不能搞“下不为例”，二是一定要实事求是，分类处置。对个别大搞楼堂馆所、铺张浪费又欠债累累的地方政府，要勒令其搬出豪华办公楼，搬进简易房上班，并逼其卖楼还债，逼其卖好资产还债———要求地方政府卖楼还债也许不可行，但夏参事的建议是一种提醒：对于地方债务问题，最紧要的是当下要行动起来，否则，较之无责任追究的过度负债，地方政府总能找出种种应对理由来。

　　武汉的“满城挖”建设将有怎样的终极收获？因此而起的地方债风波又该如何平息？一切还需拭目以待。但当过度的城市建设制造出巨大的地方债务，是时候正视它们之间的畸形关系了。如果说地方债问题暂时难以于短期内解决，建立系统性的约束机制也尚待时日，那么对耗资巨大的城市改造行为建立一种准入门槛，应该可以成为现实的制度设计。地方债务起于何处？一个答案至少可以是，它正起于我们对大肆造城、政绩工程现象的熟视无睹之上。(王聃)

关键词：武汉,满城挖,债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