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避“亲属获利”须弥合法治缺角

　　日前，中国社科院发布2013年《法治蓝皮书》，报告称，过半公职人员和公众认为，应责成公职人员亲属退出营利性活动。但调查显示，多数公职人员反对将亲属的违规经营所得上缴国库。

　　公职人员家属搭职权的“顺风车”，经商办企业，长期以来，游走在法治暗区，也饱受诟病。正因如此，“利益规避”，规避自身、亲属经商获利，也就成了对公职人员的要求。在我国法律法规中，不乏相应的政策规定：在2010年，《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就对公职人员亲属管理作了严格规定，其中规定，不得默许纵容亲属以本人名义牟取私利、为亲属经商创造条件、亲属不得在本人管辖范围内经商。

　　遗憾的是，在现实中，某些官员亲属从事营利性活动，并不罕见。且遏制亲属违规经营的乱象，势必会遭遇多重阻力。这从“多数公职人员反对上缴亲属违规经营所得”的调查结论，就不难看出。基于此，规避“亲属违规获利”，需要更强效的制衡。

　　在十八大报告中，明文提出，要加强对公职人员亲属的管理。在原则性要求外，它还从制度与技术层面提出可行性建议：一是对公职人员亲属信息的公开，将其是否在辖区内经商、是否存在公职人员之间亲属互惠行为、就业情况等公之于众；二是推行财产公示的同时，建立公职人员捆绑式个人结算账户，实现对其资金的全方位监管。

　　对公职人员家属而言，必要的权利让渡，是保证公众知情权的需要。若他们违规经营，应对公职人员实行连带责任追究。当然，这有赖于法治补全：对亲属的范畴界定、对违规经营的责任追究等，都应提上立法议程。(相关报道见2月26日《新京报》)(佘宗明)

关键词：公职人员,亲属,违规经营,上缴国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