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义智为”是“见义勇为”的升华

　　导语：从2016年1月1日起，湖北省武汉市将实施新版《武汉市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而舆论的焦点，大多集中于《条例》第二条对“见义勇为”的定义。老版《条例》对见义勇为的定义是：非履行职务的人员，为保护国家、公共利益和公民人身、财产安全，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或者在灾害事故中勇于救助的行为。新版中，这一定义则改成了：在法定职责、法定义务之外，为保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人身、财产安全，制止正在发生的违法犯罪或者抢险、救灾、救人的合法行为。两相对照，新版删去了“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等昂扬的用词。

　　为此，舆论一片赞扬，甚至有媒体据此归纳称：“‘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行为，在武汉将不再被鼓励。而将代之以更聪明的‘见义智为’。”

　　从“见义勇为”到“见义智为”是进步

　　是实实在在人道主义的进步

　　事实上，对于超出自己能力范围之外的救助行为，如果是以牺牲个人的生命安全为代价，则就是在背离救人的本义，也是在背离人性。在“救人”与“勇为”这两件事上，有些时候，并不是越勇敢就越值得称赞，也不是越冒险，越值得表扬。两个命题之间，看似是悖论的关系，实际上最后却变成一则数学命题——做最少的减法，做最大的加法。更为合理的解释应该是更加有智慧地救。救人，也就不再简简单单的是依靠“热血”，而是要依靠“智慧”和“技术”。

　　进一步讲，一味鼓吹高风险的见义勇为，或者会完成看似正义的道德绑架，或者只会让更多的人对这种高代价的正能量望而生畏。其实，许多西方国家在法律层面也明确了一些规定。比如，挪威、瑞典等国家法律规定，成年人只有在以下两种情况下才有救人义务：一是意识到他人处于危难境地；二是营救他人对自己并没有危险。在德国、西班牙等国的法律中，虽然有“见死不救罪”这项罪名，但此罪的成立条件是，“对本人和第三者也没有危险却故意放弃救助”。

　　道德，看似是一个千人千面的东西，但基于人道和人性基础上的道德，却会在多元化价值观中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从“见义勇为”到“见义智为”，就是实实在在的人道主义的进步。(王传涛)

　　是见义勇为的更高层次

　　“见义勇为”的行为难能可贵，社会上需要“见义勇为”者，也应当表彰和学习他们，不过，在“见义勇为”与“见义智为”两者之间，我们应当提倡后者。因为“见义智为”不是不为，而是更冷静、更科学、更量力而行，是“见义勇为”更高层次。因为生命对于每个人都只有一次，英雄也不例外，如果能够把灾祸降到最低点时，我们何不像孟子的《鱼我所欲也》中所说的，“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则凡可以避患者何不为也？”

　　《武汉市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护条例》中一大亮点是将原版本中“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的表述剔除，摒弃越壮烈越英雄、越英雄越好汉的思维方式和做法，更强调对生命的敬畏和尊重，鼓励和倡导科学、合法、适当地“见义智为”。因为，我们在对全社会呼吁见义勇为时，不能忽视了个体救助能力的实际差异，对高风险的见义勇为行为的过度推崇，是对理性救助重要性的认识不足。我们不能盲目鼓励人们去做超出个人能力的事，更不应强人所难、求全责备。救人者首先要确保自己的安全，这应是见义勇为的基本常识与价值底线。每一个救人者都应当珍惜自己的生命。因此，笔者在此呼吁：舍己为人、见义勇为者是英雄，没有舍己却救人于危难更是英雄，更应该称颂、表扬。在突发事故中需要“见义智为者”，时代需要“见义智为者”，社会更要多多表彰“见义智为者”。(林日新)

　　“见义智为”入法意义深远

　　契合立法科学本义

　　对于见义勇为者，不管是政府，还是社会，都会给予高度的褒扬和评价，目的正是在于肯定见义勇为行为，并在全社会形成引导示范作用。不过，在各地立法版本中，对于见义勇为大都规定为“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等，而对于采取其他智取行为的，则并不属于见义勇为的范畴。

　　那么，见义勇为只是局限于“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等，则引发了一系列问题。一方面，面对紧急情况、突发事件等，很多人认为只要“冲在前”、 “有胆量”即可，能否产生应有效果，则不予考虑。由此，导致了很多见义勇为者失去了生命，但同时也没有帮助和救援他人或是避免损失。另一方面，一些人倾向于理智客观的分析，采取“智取”的方式，不仅自身安全无虞，而且施救效果理想。不过，由于缺乏法律的明确规定，这种所谓的“见义智为”，则不会被当作见义勇为，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个人助人为乐的积极性。

　　立法就应该如此，在权利保障方面，应该兼顾多方利益，不能对任何一方的利益造成误伤。同时，立法更应该考量规定所衍生的社会价值，不能不计成本，而是以代价最小化争取实现价值最大化。

　　在整个社会中，我们倡导见义勇为，但更需要“见义智为”。在弘扬嫉恶向善、扶危助困的社会正气的同时，也应该保障见义勇为者生命安全，杜绝或者减少“流血又流泪”现象的发生。从这个方面而言，通过立法的方式和途径，将“见义智为”归类为见义勇为，不仅消除了公民个体的后顾之忧，而且起到了积极的行为引导价值。(刘建国)

　　提升生命价值

　　如果说学生缺乏自我保护能力，不鼓励他们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的爱护，那么如今武汉的条例也不鼓励成年人见义勇为，则体现了对生命的尊重。

　　诚然，摒弃“越壮烈越英雄、越英雄越好汉”的思维方式和做法，旨在强调对生命的敬畏和尊重，鼓励和倡导科学、合法、适当地见义智为。如果暴虎冯河，缺乏策略，结果可能是救人者和被救者都丧生，这方面的悲剧其实已有不少。

　　有学者说，见义勇为不分社会制度，不分意识形态，也不分生活条件。它是一个社会最根本的一股社会力量和最根本的使命。一个没有见义勇为的社会，不会有活力，也不会有发展能力。诚哉斯言！我们都有权利珍惜自己的生命，但是为了社会更有前途，更应该敬畏生命，这就需要见义智为，见义巧为。于此而言，希望武汉条例之后，敬畏生命的精神能够推广，希望全社会都能达成见义智为的共识。(王石川)

　　践行善举，见义仍需勇为

　　无论如何定义，见义勇为的基本含义中，正义和勇敢始终是最核心的要素。没有这样的基础，代替见义勇为的很可能不是见义智为，而是见义不为。武汉新版《条例》删除“不顾个人安危”的限定条件，确实可以放宽见义勇为的标准，使见义勇为成为更多普通人可以践行的善举。但这样的改变，绝不意味着对奋不顾身的见义勇为的否定。只要是出于行为者的自由选择而非道德绑架，奋不顾身的见义勇为，就永远是最值得钦佩和鼓励的壮举。

　　在一个社会中，如果更高标准的“不顾个人安危”的见义勇为不能得到鼓励和褒奖，反而受人嘲讽或动辄被质疑为虚伪、作秀，则被视为更容易实现的“见义智为”也将失守。(张天蔚)

　　(据北京青年报、华西都市报、长江日报、长沙晚报等)

关键词：见义智为,见义勇为,奖励,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