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价格机制改革的最大挑战

　　新华社昨天受权播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价格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意见》明确，到2017年，竞争性领域和环节价格基本放开，政府定价范围主要限定在重要公用事业、公益性服务、网络型自然垄断环节。到2020年，市场决定价格机制基本完善，科学、规范、透明的价格监管制度和反垄断执法体系基本建立，价格调控机制基本健全。

　　《意见》的发布，向社会传递了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价格改革由单纯开放具体或特定商品和服务价格，向生成新的普适性价格形成机制转变的清晰信号。如果说单纯开放具体价格乃单打一式的价改，那么生成新的价格形成机制，堪称综合性和整体性价改，是全面深化改革中最核心、牵涉面最广的改革“硬骨头”之一。

　　价格一头联系并决定着大多数商品和服务的供需平衡，另一头直接决定着商品和服务的供给数量和质量，中间则是广大消费者包括各类微观市场主体的切身利益。社会各界尤其是中低收入民众对价改一向比较敏感，历次价改实效之参差不齐，使全社会对任何一项具体价改的评价每每褒贬不一。另一方面，全国民众不分贫富，又都是价改的总体受益者，故而多年来舆论对不断深化价改持开放与欢迎态度，对具体商品与服务价格的周期性波动或季节性落差已习以为常。

　　很大程度上，价改堪称我国推进改革开放的主要“清道夫”之一。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起，因为逐步开放粮价、食用油价、棉花价，我国告别了粮票、油票和布票；得益于逐步开放猪价、水产价、禽价和蛋价，我国结束了城镇居民凭副食品本定量购买肉蛋禽水产的历史。亿万城乡居民30余年来生活的极大改善，市场商品的极大丰富，尤其是“短缺经济”时代之终结，价格改革都与有功焉。然而，具体到价改不断推进，若其中的分寸把握拿捏失当失序，在价改初级阶段和中级阶段百姓收获的实惠，就可能被各种价格欺诈、价格乱象逐步销蚀，甚至以另类方式遭到剥夺。

　　现在，国内99.8%的商品与服务价格已大部分放开或完全放开，然而，国内目前的价改现状并非仅仅是价改面临的“结构性失衡”所致——譬如行政性价格垄断依然在不少领域不同程度存在，开放价格与依法维护正常价格秩序之间往往“斩不断理还乱”。一个突出的表现是，越来越多的价格欺诈投诉，因价格管理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互相推诿、扯皮，以及监管手段落后，难以得到公正、有效的查处，民众的“价格利益”，因只顾价格开放而或明或暗放弃价格监管受到侵蚀，成为另类司空见惯，令社会各界对价改正面评价度大幅降低，价改美誉度则大部分流失殆尽。

　　此外，为公共服务和公共用品定价而专设的价格听证制度，在一些地方和领域大异其味。表面看，政府因公共服务或公共用品的反复涨价而减轻了财政负担，但实际上，政府信誉流失以及人心流失，岂是政府所占那一丁点“小便宜”所能补偿的。

　　再有，《价格法》作为国内最早颁行的市场监管法律之一，虽然几经大修，但迁就价格欺诈的印记仍大量存在。法条失之于粗，惩罚失之于软，立案门槛失之于高，相关部门联动配合执法职责表述过于笼统含糊，价格欺诈量刑过低等等，成为《价格法》的最大硬伤，使其对重大价格违法乃至价格犯罪震慑力严重不足。

　　此次中央和国务院下发的《意见》，明确给定了生成价格机制的时间表，划定了路线图，提出了构建与价格进一步开放相适应的价格生成机制的四大任务。只有严格落实这些改革措施，做到(价格)放开搞活、活而有序，避免对价格违法放任自流及查处时“大事化小”，切实减少开放与监管失当、失衡、失控的“三失”现象，价格改革才能真正走稳走远。

关键词：价格,改革,反垄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