惩治收买儿童犯罪，立法更要“前瞻”

　　两难困境与立法纠结

　　立法过程中出现纠结，意味着立法者需要考虑的事项陷入了两难或多难困境，一时间很难作出取舍。但既然是两难或多难，就可以把所有的难处都摆出来，全面、理性权衡轻重缓急，冷静、客观判断利弊得失，最终作出符合现实需要、有利于保护最大利益的选择。

　　如果要加重对收买被拐儿童犯罪的处罚，我们就需要考虑清楚，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一个方向是严厉打击、依法严惩拐卖儿童和收买儿童犯罪行为，通过严刑峻法有效遏制和减少拐卖儿童犯罪，另一个方向是采取适当的“妥协”措施，争取收买被拐儿童犯罪行为人的“合作”，这两个方向哪一个更为紧迫，更有利于保护儿童权益？

　　先说第二个方向。立法机关应当要求公安机关提供相应的案例和信息，通过“大数据”进行精确计算，看在以往的办案实践中，以“妥协”措施换取收买被拐儿童犯罪行为人的“合作”，成功的案例有多少，比例有多大，并对这种做法对遏制拐卖儿童犯罪起到的作用(包括可能存在的负面作用)作出科学、准确的评估。如果说这种做法对遏制拐卖儿童犯罪确有正面作用，这也是一种致力于打击“存量犯罪”，并在打击过程中力求减少阻力的“后顾”思路。

　　而且，随着公安机关办案力量的增强和办案技术的进步，以及全社会对打击拐卖儿童犯罪的理解和支持越来越大，公安机关在打击拐卖儿童犯罪包括解救被拐儿童的过程中，对收买儿童犯罪行为人“合作”的依赖程度将越来越低，为此作出“妥协”的必要性也越来越小。严格说来，公安机关作出这种“妥协”原本就是权宜之计，而不能是长久之计，今后，公安机关需要在少有或没有收买儿童犯罪行为人“合作”的情况下，更多地依靠充实办案力量、强化办案手段，更多地依靠社会综合治理网络，来加大对拐卖儿童犯罪和收买儿童犯罪的打击，更加迅捷有效地解救被拐儿童。

关键词：拐卖儿童,刑责,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