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低估“公务员”三字的文化心理分量

　　自八项规定出台和精细化反腐肇始，公务员离职的选题就一直盘亘在媒体上。但常见的却都是这样的标题：“公务员离职潮只闻楼梯响，说得很多、真走的很少”、“机关内部人员谈公务员辞职潮:动摇的多走的少”。也就是说，以“离职潮”为报道对象的新闻，结果往往反证了公务员群体的超乎想象的凝固化和稳定性。

　　4月12日，《第一财经日报》的报道援引了智联招聘近期发布的《2015春季人才流动分析报告》称，自今年2月25日至其后的三周时间内，全国范围内有超过1万多名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通过该网站投递出求职简历，跟2014年同期相比增幅达34%。但记者选取了湖北、上海、广东三地公务员采访，结果却是“真正会放弃公务员的工作的比例可谓微乎其微”。

　　4月13日媒体关于聘任制公务员八年试点之困的报道，或可与上述“离职潮”的报道相互参看。徘徊在体制边缘的“聘任制”公务员心态，能双向诠释公务员群体的自我认知和外部认知。他们的临时工心态，他们对晋升通道堵塞的焦虑，以及“聘任制公务员辞职去参加委任制公务员的考试”现象的出现，都以一种细腻的方式描摹了，传统公务员群体封闭运转的程度，以及这种封闭运转所带来的微妙的心理优越感。

　　常有人将此次公务员离职倾向和八九十年代公务员下海潮相比，但这二者背后的社会气候实有太大不同。前者产生于中国改革开放第一轮成果的收割期，蜜月期的市场化经济显现出了巨大的优势，自由竞争精神空前高涨，社会转型出现更多的可能性，普通人的自我预期也随之多元化。与之相较，在今天国进民退的背景下，自由竞争已经转化为了在既定利益格局下分配资源的状态，很多曾经在市场经济草创时代被开辟出的上升渠道已经萎缩，公务员通道在有限的选项中更显出分量。很多分析者只看到了吏治整顿对于公务员隐性福利的削夺，却没有看到它实际上对一元权威的社会结构的强化，而正是后者，使公务员的职业更加“安全”。

　　这种社会结构的强化，意味着公务员在离职前不得不对社会大环境进行具体的评估。比如，民营企业、私人企业是否会有稳定的市场环境和政策环境，以及与其为基础的稳定的职业预期；再比如，在企业或社会组织工作会不会遇到刚性体制框架的束缚和削擦，与主管部门打交道的难度有多大，自己能否适应这种由“甲方”到“乙方”的心理角色的转变？常识看来，在公权部门工作过的人，更会体会到权力对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实际控制感，也更不容易对上述问题作出乐观判断。

　　更何况，在中西部广大的二三线城市，社会既没有重商传统，也未得改革开放的风气之先，就业平台更为狭窄，政府主导社会生活、社交生活的特征更为明显，社会一贯是非常线条化的“官”“民”二元结构，在这里生活，进入广义的“官”阶层几乎是唯一的上升通道。基层公务员任务重、收入低的状态经常成为媒体话题，但即便如此，这支队伍仍比一线城市稳定，原因就在于他们并非如舆论所常常推断的，因“既得利益者”身份而留恋体制，而是因为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只要在“大政府”的社会里，只要和其想契合的文化心理仍在，公务员大规模离职的情况就很难出现。比公务员队伍不稳定更值得担忧的，反倒是他们动辄拨动社会神经的能力，承担主流选择、主流价值的角色，以及这个职业景观背后匮乏的个人选择机会，和线条化的阶层生态。(光明网评论员)

关键词：公务员,离职,权力,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