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严治吏才是新常态

　　时下，既有一些干部时常抱怨说，组织管得太严了，为官不易，甚至是“官不聊生”，也有不少落马干部总是开脱说，如果组织管得严点，也不会滑入腐败深渊。不同处境、不同命运，对从严管理干部也产生了截然相反的态度。

　　其实，无论是抱怨“管得严”，还是后悔“管得松”，都反映出当前一些地方干部管理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的问题。抱怨“管得严”者，不过是以前太过“自由”了，稍加管束便觉得不适应、不自在。而叹息“管得松”者，固然有推脱责任的成分，但缺少严格管理又岂能脱了干系。

　　“饭不能随便吃了、车不能随便用了、钱不能随便花了、利不能随便占了……”，手中的权力有了“紧箍咒”、涂了“防腐剂”，一些人便叫苦连天，觉得管得“太细致”了，严得“太过头”了。客观地说，这些不过是对干部最基本的要求，根本不存在“严过头”倾向，而是严得还不够、严得还不细，严得还需要更长久。“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而不是管一阵放一阵、严一阵松一阵，就没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从习总书记的话语中不难看出，“宽松”已是过去时，从严才是新常态。

　　诸葛亮治蜀时，颇尚严峻，人多怨叹。有人劝他学习汉高祖约法三章，“缓刑弛禁以慰其望”。他却认为，秦以无道，政苛民怨，高祖因之，可以弘济。而如今“德政不举，威刑不肃”，所以，应当“威之以法，限之以爵”。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和他的一个亲属谈话时说：“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知古可以鉴今。当前，解决干部管理上“宽”和“软”现象，必当“以严治之”。

　　治党必先治吏，治吏务必从严，容不得半点马虎，来不得半点虚假。从严治吏之“严”体现在何处，其一是严厉惩处，其二是严格制度。如果没有严厉惩处，板子总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那就是虚张声势、应付糊弄。

　　从严惩处目的，在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建国初，我们党严惩了刘青山、张子善两个人，何止挽救了二十个、二百个、二千个干部？而如今，中央接连查处贪污腐败分子，“打老虎拍苍蝇”已成常态，才有了“不敢伸手”的警醒。对违法违纪党员干部不姑息、不手软、不包庇，发现一个查处一个、查处一个揪出一串，从快查实、从重惩处，才能形成震慑、警示后来。

　　治标靠惩处，治本靠制度。制度才能管灵魂、管根本、管长远。明太祖朱元璋推行严厉法禁，整饬朝纲、惩治奸顽。然而严刑酷法，并没有换来长久的清正廉洁。究其根本，还是缺少制度保证。从严惩处纵然能换来一时的清明，却难以避免曲终人散的结果。从严治吏最终还要依靠制度发力。建立完善的管人、管事、管权的制度体系，凭制度用权、按制度办法，一切都在制度框架内运行，让“正规则”畅通无阻、使“潜规则”不再灵光，从严治吏才能有长久的制度保障。(闫华)

关键词：干部,腐败,从严惩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