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为何变得越来越“物质”

　　不久前，在第16届上海电影节上，热题之一是青春文学作家郭敬明的电影处女秀《小时代》。虽然，电影市场和郭敬明的粉丝对这部电影有着强烈的预期，但是，一些评论却批评它里面的服装画面和人物造型过于奢华，“过于物质”。对于自己在艺术作品中为什么要讨论物质而不是更注重精神层面，郭敬明认为：“上一代的人生里面不存在物质这个概念，大家吃住行都一样，他们面对的是生存，但现在已经2013年了，大部分人会经历生存的极限状态吗？不会的，人们不会面对这样的东西。”

　　记得郭敬明曾说过自己对待物质的态度，表达过对物质、名牌、奢侈品的追求，并认为这是一个普通人的权利，也是一个作家的权利。郭敬明无疑是把自我在物质方面的态度、艺术的态度投射进了这部影片之中，或者也可以这样说，《小时代》实际上表达了郭敬明对物质的审美趣味。

　　而更令人关注的是，郭敬明的这种认同和接受物质的态度和思想，很有些“吾道不孤”的意思。

　　近日，著名作家海岩推出了最新作品《长安盗》，其中充斥了大量金钱名利对抗道德文化的情节，给人很大的冲击力。那么，为什么要对“金钱名利对抗道德文化”进行思考？海岩认为，现代年轻人从出生到长大，整个社会都是一个逐利状态，也觉得这个状态天经地义，和他们那个时代的人正好相反。对当下的社会现状，海岩说：“我们反感逐利，但是我们不能不逐利。”很显然，海岩对他小说中的人物有一个价值和道德的判断：“逐利”是“天经地义”的。而在这样一个“逐利”的时代，海岩的自我价值判断和道德态度，也通过小说中的人物折射了出来———“我们反感逐利，但是我们不能不逐利”。

　　偶然看到6月21日《法制晚报》上的一则文化报道：近日，村上春树新作出版，上市一个月销量即突破100万册，在新书推出之际出席以京都大学名誉教授河合隼雄之名命名的文学奖纪念座谈会上，村上春树说：“能和我有着深刻同感的、总是能在灵魂的高度上产生共鸣的人，除了河合隼雄，恐怕再无第二人了。”无独有偶，河合隼雄的经典作品《心的处方笺》也在同一时期隆重推出。这部作品是河合隼雄多年来将学术理论与亲身实践结合贯通的一部力作。从表面上看，书中所探讨的都是普通人生活中最常见、最常遇到的问题和困惑，但针对这些问题，河合隼雄却给出了颠覆常人惯性思考模式的另一种答案，这种答案，正是村上春树所说的“下到灵魂最深处”的答案。

　　看过这则新闻，笔者不禁感叹，在我们的作家专注于描写或表现物质趣味、物质自我的时候，村上春树们在作品中思考和凝注于笔端的却是人的灵魂问题，“下到灵魂最深处”寻找答案。两相比较，我们的作家在精神指向、灵魂深度、文学或艺术的趣味以及审美境界上，究竟有没有差距呢？

　　文学也好，艺术也好，不可能不反映物质，但是，关键是创作主体对于物质的态度。如果以一种对物质与奢华的炫耀、物欲的满足和物质自我的推崇心态来表现，认为这是代表了生活的主流，是文学或艺术的主流，那么，这就让文学或艺术彻底变成了低层次的产品，沦为物质的、功利的东西。

　　所以，对于文学或艺术中的物质主义趣味来说，时代的精神、社会的利益是不存在的，这类文学或艺术离开了推动社会前进的历史问题而专注于个人的物质趣味和诉求，它们的内容也只限于被生活所局限的范围，并直白地把这种愿望表达出来，这种把文学或艺术局限在美感上的物质主义，陷入了最狭窄的片面化和偏执之中。文学或艺术中的物质主义倾向也只适合少数无所事事者的口味，而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则是乏味的。

　　文学或艺术中呈现物质主义的趣味和思想，有其合理的部分，但是，它却背弃了文学或艺术的本质属性。众所周知，文学或艺术的本质属性，是心灵性的、精神性的，它所表现的文学或艺术的美感，是来源于人的精神深处、灵魂深处，是人类精神世界的呈现。一部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真正吸引读者或观众的是其内在的精神魅力，只有作品在读者或观众的内心唤起了精神和情感上的共鸣，才能得到读者、观众和市场的肯定。所以，文学或艺术必须构筑于精神之上，让精神充盈文学或艺术的整体，我们才会通过这样的文学或艺术直抵人类灵魂世界的灿烂星空。(袁跃兴)

关键词：作家,文学,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