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虹飞案倒逼言论尺度界定

　　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扬言实施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扰乱公共秩序的”将接受拘留、罚款处罚。刑法也规定了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吴虹飞随意发表不当“恐吓性”言论，可能引起人们恐慌。因此，警方以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将其刑拘。该事件警示着公众应学会慎用言论自由权。

　　然而，用公权力惩罚公民言论，特别是处以刑罚，应慎之又慎。有时,公民发表形式上的“恐吓性”言论，并非其真实意思表达,常人都不会信以为真,自然也不会引起社会恐慌。而吴虹飞律师正是以此为由，认为吴虹飞不构成犯罪。

　　我们应认识到，个案中，言论危害程度决定于相同言论的不同主体、对象、地点、时间等因素，吴虹飞发信息正是在首都机场爆炸案发生约9小时后，时机敏感，且涉及网络传播，受众较广，这些都是对其不利因素。

　　无论如何，依刑法规定，刑罚只能针对“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言论行为，即具有严重“现实危险性”，能引起严重社会恐慌或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言论。而如何界定是否足以造成社会恐慌？构成违法甚至刑罚的标准是什么？吴虹飞言论的危害程度能否达到该标准？这些问题对最终定性尤为重要。更重要的是，言论违法、犯罪标准直接决定了公民言论权的尺度，如果标准设置不当，既可能造成少数人说话缺乏底线意识，也可能造成人人自危的“寒蝉效应”。

　　遗憾的是，现有法律并未对“违法、犯罪言论”给出较客观、易操作的标准，导致争议。笔者认为，一般而言，此标准应考虑以下因素：一是言论者随后行为是否为制造恐慌创造条件；二是公众是否相信,进而产生恐慌；三是公安机关和言论指向者是否因此言论采取了针对性防范措施。如用以上标准衡量现有报道，追究吴刑责值得商榷。

　　目前，吴虹飞案不仅引发了公众对言论尺度的诸多讨论，还有不少群众对该案产生了质疑，甚至担忧言论权在今后将受到“不当限制”。当地警方有必要给出合理解释，以免让案情继续扑朔迷离。

　　我们相信，在公正、透明的语境下，该案的依法、妥善解决，将为厘清公民言论尺度提供参考。就长远而言，全社会需要对公民言论的底线达成某种共识，而该底线必须充分考虑各阶层利益，以立法或权威法律解释的形式明确设定细化标准。惟如此，公民才能对自身言论有所预估，进而合法安全地畅享表达自由。(舒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