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与为政之道

为期一年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拉开帷幕，集中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问题。在我看来，这其实也是促使党员、干部加强党性修养，正确对待利益，正确面对群众，正确看待自己。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政治智慧，潜藏着深厚的为政之道，广大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不妨从中汲取和借鉴。

“千万不要既想当官又想发财”“为官发财应当两道”，中央领导同志在不同场合传递了这样的明确信号。的确，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当官不求财是天道”，汉代董仲舒就说过，“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即当官拿工资的官员不应该与民争利，不能再搞什么副业增加收入。

历史上有个公仪休“拔葵去织”的故事。公仪休任鲁国相，相当于小国的总理。他知道家里种菜就都拔掉，说自己有了俸禄，还要自己种菜，这不是与菜农争利吗？他看到自己的妻子织布，就将妻子休了，原因就是妻子与女红争利。董仲舒还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马有上齿就没有角，牛长角则没有上齿；还有鸡、鸭，带翅膀的就长两条腿，猪、羊，有四条腿就不带翅膀。他以此寓意天道，只能有一份，不能双份都拿，所以为官做宰、出将入相，就不应该再与民争利，抱着家财万贯的发财念想。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特别重视官吏的“义利观”，儒家讨论义利之辨，强调的是重义轻利，不能见利忘义。无论有什么利益，都要想一想是否合理，在价值排序上“义”优先于“利”。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见利思义”，“义然后取”。汉代的贾谊说：“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义所在。”趋利避害是人的普遍心理，但儒家认为对利害要进行分析，一切都要以是否合理、是否正义作为评判标准。

义利之辨，在宋明理学那里，义就是为人民，为大众谋利就是义，利就是为个人，为自己谋私利就是利。重义轻利的背后，其实就是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这是传统文化中为官之道的核心价值取向。《尚书》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李世民也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唐代柳宗元还提出了“吏为民役”的著名命题，官吏都是人民的仆役，即公仆。贾谊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概括为“民无不为本”，认为民是国家的根本，也是官吏的根本。人民不高兴，国家也不能安定；人民安居乐业，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如何才能为民谋利益？《孟子》中有这样一个故事：春秋时代，郑国发生水灾，时任宰相子产把自己车放在河中，为过河的行人提供方便。孟子知道此事后，评价子产是“惠而不知政也”，只知小恩小惠而不知为政大道，应该在农闲时，组织群众修路架桥，像子产这样临时抱佛脚，只能解决少数人的问题，不能解决大多数人的问题，而且自己的公务却可能由于没车受到耽误，得不偿失。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政治不仅要治标也要治本。

当政者对于自己也要有正确的认识。老子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认识别人是一种智慧，认识自己才是高明的。古人说：“夫人主莫不爱爱己，而莫知爱己者之不足爱。”人都喜欢别人爱自己，但别人的爱不一定都出于真爱，有的只是爱自己手中的权力。就像溜须之人都喜欢在上级面前说好话，那不是真的，而是巴结，拍马屁，包藏祸心。“自足者不足，自明者不明。”自己感觉了不起，自以为高明，往往是不正确的。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中国古代数千年来治乱交替、无往不复，其丰富的治理教训和吏治经验，放诸当下尽管有精华有糟粕，但也为加强干部修养提供了传统文化资源。各级干部不妨抱着扬弃的态度，到历史深处含英咀华。(周桂钿，作者为国际儒学院副院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

关键词：四风,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