豁免改革失败者，须先重划“评价权”

　　近日，上海市政府提请上海市人大审议《关于促进改革创新的决定(草案)》(下称“决定”)，其中称将依法保障改革创新、宽容失败。对依照决定规定程序决策、实施改革创新，而未能实现预期目标，且未牟取私利的，在政府政绩考核中对有关部门和个人不做负面评价，不予追究行政责任及其它法律责任。(4月10日《21世纪经济报道》)

　　公职人员整体上，总呈现出某种保守的姿态。在一个鼓励改革创新的年代，公职体系的“后知后觉”与“拒不作为”，着实令人遗憾。明乎此，再来解读上海《关于促进改革创新的决定(草案)》中，有关豁免“改革失败”责任的关键条款，便能多一份感触和理解吧。

　　按照理论推演，豁免“失败”之责，为改革者消除后顾之忧，想必能撬动改革的深入。当然，在显而易见的益处之外，此一思路也隐藏着风险：“改革者免责”的兜底性规定，会不会诱发更多“不负责任的轻率尝试”？毕竟，所谓“符合程序”、“未牟私利”等门槛设定，太过抽象与宽松。在实际操作中，它们极易被套用到一切“改革举措”身上。

　　且，当我们开始讨论“改革者免责”的议题，似乎先得解决另一个命题，即在怎样的机制下，才可公正评价一系列“改革”举措？在现实中，为具体“改革”盖棺定论的，往往是主观性极强的官员个体，而非是一个去人格化的“专设机构”。在“改革”的评价权归官员个体的语境下，所谓对“改革失败者”的豁免权，有很大可能矮化成一种私相授受的特权。若果真如此，于“改革创新”的整体事业，可谓百害而无一利。

　　以允诺“免责”的方式为改革者卸压，固然值得肯定，可也应避免走向另一个极端。毕竟，此一人性化的制度设计，只应保护真正的改革者，而非投机或低能的人。一方面，这个社会有义务，创造条件让改革者轻松上路；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应抛弃，以“改革”成败为标尺，而进行的公职人才的优胜劣汰——在两者之间，需要某种微妙的平衡。(蒋璟璟)

关键词：改革创新,政府,政绩考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