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互动，让正能量发挥作用

　　建议人大收回税收立法权，赵冬苓，一位首次当选人大代表的剧作家，用这样一份有点“猛”的议案，迅速进入公众视野。从3月7日下午，赵冬苓怀着忐忑的心情将联名纸推向一旁的全国人大代表到在人民大会堂获得第32个签名，她花了23个小时，而期望联署的代表还在增加。

　　说这样一份议案有点“猛”，是因为其牵涉到一项重大的权力取舍，人大收回税收立法权意味着政府部门不再享有设税授权，以后新税种该不该开征、税率如何都将由人大审议决定。过去政府部门一纸通知就能向纳税人征税的格局将一去不返。但所谓“猛”，其实不过是一种常态，根据《立法法》等法规的相关规定，国务院是行政机构，没有立法权。尽管联系中国实际，这种设税授权有着复杂的原因，但如人大法工委回应相关问题时坦陈，虽然人大收回授权还没有具体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可税收法定原则必须坚持。

　　身为民意代表，表达一种常识，却给外界留下“猛”的观感，又因为获得了30多个代表的联署支持，而成为公众和舆论关注的焦点，连作为当事人的赵冬苓都感到意外。这种意外显示，人们过去关于人大制度和人大代表可能存在一些固化印象，而这些印象未必正确。赵冬苓在回答记者采访时透露，她初当代表，有人介绍经验“头一年都比较谨慎”，但她发现“小组会上畅所欲言”，“并不像传说中那样人人都在唱赞歌”，“通过人大议事日程时，也有3个人投反对票，在人大投个反对票没什么大不了”。

　　当做民意代表必须“谨慎”成为一条经验时，两会政治的活力难免让人有些担忧。幸运的是赵冬苓宛如初生牛犊一般，走出了这种经验，而且用亲身的实践告诉人们，经验不一定就是真理。

　　赵冬苓能够不为看似成熟的经验所束缚，可能首先要归结为其个人因素。“我会坚持提。5年里能做成，就为中国人办了一件好事，也许5年都没做好这个事，我还是会不断呼吁。做不成，我对得起我的良心。”到了两会这个平台，普通人的“良心”实际上就是民意代表的责任感；“我在7日小组会上签到14个名就觉得完成任务没问题了；签到20个的时候，我很有成就感；签到30个名，我很自豪。”不能不说，从征集签名中得到的成就感和自豪，来源于内心澎湃的激情。

　　当然也应该看到，赵冬苓正常履职过程中所获得了强大的舆论和智力支持。律师和财税专家组成的“智囊团”使这个跨界的议案非常专业，以至全国人大法工委副主任称赞赵冬苓“对这个问题事先做了充分准备，做足了功课”。不断增加的联署签名让起初还忐忑不安的赵冬苓充满了信心，采访两会的记者和众多网民的关注则迅速提升了这个议案的影响力。而这种强大的舆论和智力支持正是人大制度中互动机制的生动体现。难以设想，如果没有民意代表和包括专家在内的公众的互动，设税授权的相关问题会显得如此急迫，并能够在两会平台得到如此专业的呈现，而因为有了来自同为民意代表的鼎力支持，最终通过了法律所规定的提出议案的门槛，这份议案也才能够获得积极的回应。

　　如果认为，赵冬苓身上那种难得的激情和身为民意代表的责任感是一种正能量，那么是否可以说，互动机制的充分运转，正是这一正能量发挥作用的关键呢？今年两会上，公益组织发起微博倡议，向两会“捎话”，得到了多位人大代表的良好响应，还有公民拟定法律草案提供给两会参考，无一不是两会制度所应具的活力的体现。

　　制度和个人会相互促进和影响，只要保持两会制度应具的活力，正能量就会越来越大，并因此会推动制度的进一步完善。这是可以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