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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女”是不是个问题

http://www.hebei.com.cn 2013-03-09 08:01 长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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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月下旬,英国BBC报道了中国“剩女”——她们往往27岁以上,自信、收入高、名牌大学毕业、有房,但嗷嗷待嫁,每个人都有一颗“恨嫁”的心。中国“剩女”似乎走向世界了。但性别比表明,35岁以下的中国待婚者中男性的人数多于女性,上海20岁左右的男性的人数仍多于同龄女性。然而,“剩女”一说为何仍甚嚣尘上?

  笔者对此现象有较长期的关注,基于社会学的实证研究,我有一些发现:

  首先,“剩女”是一个被社会建构的伪命题,其背后隐含着“男主外,女主内”的二元对立式性别价值体系。“剩女”话题的盛行,彰显了作为规制手段的婚姻和家庭的权威,也离不开市场化媒体的积极参与。这一话题性感又富有挑衅,容易吸引眼球;它不但推动并固化了“剩女”在日常生活语言中的普及,而且巩固了社会对女性进入婚姻的期待和规制。城市“剩女”面临嫁与不嫁、何时出嫁、嫁给谁的问题;处在择偶婚姻链条最底端的广大农村“剩男”,则除了“购买”新娘之外,难以找到结婚对象。

  与之相伴的是“白发相亲”,即父母代替子女相亲。在上海,这些父母介于50到70岁之间,绝大部分都是本地人。他们中七成人曾上山下乡、经历“文革”,而且一半以上人的配偶也是知青。从教育水平、职业和住房三个指标来看,他们是上海的中产阶层。上世纪80年代返城潮开始后,这些回城青年开始聚集在公园为自己寻找配偶;20多年以后,当他们的子女进入择偶阶段后,他们又开始为子女相亲。

  “白发相亲”又有哪些原因呢?

  其一,下乡是知青一代一次陡然的生命转折,是一种向下的社会流动,它导致不少知青晚婚晚育或不婚不育,甚至已婚者婚姻不幸福。正是这种被延后的恋爱与婚姻生活,使得他们对子女的婚姻有着非同寻常的急切与焦虑;同时,在回城风潮中,已婚知青的婚姻和家庭因遭受冲击而破碎,也令他们触目惊心。因此,知青一代的父母辈对子女的择偶问题不可能不管不问,其高度热忱或许可以通过他们自身的婚姻及家庭生活来理解。

  其二,独生子女政策也是推动“白发相亲”的一个重要因素。在相亲角,绝大多数待婚男女都是独生子女。城市第一代独生子女上大学时刚赶上学费双轨制,父母为他们念大学支付了比较昂贵的费用;很多父母还节衣缩食,或通过理财投资帮子女购买婚房,或准备婚房的首付款,他们所有的努力怎么能在择偶这个事情上停滞呢?正因为存在生存、成才和养老等风险,独生子女与其父母才毫无选择地被“绑缚”在协同择偶这驾战车上。

  其三,不完善的社会福利和保障体系造成知青一代父母,对自己及子女的未来生活充满担忧,对将来有可能出现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充满恐惧,所以力图在婚姻市场上寻求“上迁婚”的可能,试图通过婚姻关系的缔结,为自己和子女的未来获取更加可靠且有保障的人生保险。

  可见,相亲演绎的并非“剩男剩女”的戏码,真正的主角是知青一代父母。市场化对日常生活的入侵,以及国家对住房、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性领域的改制,迫使城市居民凡事依靠自己的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白发相亲”是他们对当下经济、政治和社会变迁尤其是市场化的一种回应与策略。

  一方面,独生子女一代是在整个社会转型过程中成长起来的“纸尿裤一代”,其自我意识和自我中心的实用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比父辈们强烈;自我塑造、展现自我和追求个人发展的意愿与动力更强大;同时,他们对感情、婚姻和家庭生活有异于父辈的理解。

  另一方面,在网络和新媒体的技术条件下,他们与那些生活在西方的同龄人相差无几,这是中国新个体主义中体现现代与后现代层面的部分,表现出来的态势是外显的。经济体制变革释放了个体、国企和地方政府被抑制的活力,同时,市场化改革又将原先国家托底的教育、医疗和住房甩向市场,其直接影响就是中国城市个体,无论是父辈,还是子代,转而回归家庭和私人关系,以寻求对未来生活的安全感与确定性。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命运。50后父母造就了内心追求自我但又包袱沉重、不能完全自我释放的80后子女,80后婚恋的焦虑,其实是代际累积的结果。(孙沛东)

关键词:剩女,相亲,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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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源:中国青年报
责任编辑:芦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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