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控“查房”，保护隐私还是保护问题

　　以晒房产为手段的网络反腐，揪出了“房叔”等一系列问题官员。但是最近，公众的反腐热情竟然被一些地方的房产部门泼了冷水。有媒体报道称，近期一些地方加紧出台了规定，对输入人名查询名下有多少套房的“以人查房”方式，进行了专门约束。(2月18日人民网)

　　比如，2月16日，福建漳州市规定，除申请查询本人房屋信息和国家公检法等机关的协助查询外，严禁以姓名(名称)为条件进行查询；2012年底之前在广州，只要出示查询方的证件就可以查到房产所有人，但今年1月份起，只有提供具体房屋的房产证编号、登记字号、提供相关有效证件等方可查询，甚至拿着房主的身份证也不能按人名查房产(除非是夫妻)。

　　查询收紧，发生在“房叔”“房姐”事件之后，很容易让人们想到其中的相关性。不错，“按房找人”的反腐，的确有可能“误伤”比如，2012年底广州“房婶”事件中，68岁的“房婶”李芸卿名下购房资金都来自父辈遗留房产的拆迁补偿款等合法收入，她没有违法违纪。尽管如此，板子不能打到房产查询上，因为查询只是提供了客观的房产信息，房产的取得是否合法，相关信息的传播是否构成诽谤，这不是房产查询所应承担的责任；即使要追究名誉侵权责任，也应该去找信息发布者，而不是彻底堵死房产查询这个中性的信息源头。

　　那么，隐私权与公民知情权如何平衡？首先，隐私权的外延不是无限的，特别是公民的房产信息与储蓄数额有着本质区别。2007年的《物权法》确立了物权的公示公信原则，即房产权属确立、变更以政府登记为要件，这势必要求对房产信息有公开的便捷的查询渠道，才能实现“公示”。其二，法理上说，公众对于公职人员的财产有相应的知情权，公职人员也有自证清白的义务，否则刑法就不会规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这个需要自证清白的罪名了。

　　事实上，按照国务院的要求，全国40个重点城市的个人住房信息系统，本应于2012年6月30日前实现与住建部联网，但时间已经过去半年多，住建部仍迟迟未公开联网情况。有学者点评说：延后的重要原因，就是很多人拥有多套住房，但是又不敢公之于众。

　　现在的困境是，一方面房产信息不能全国联网，决策层无法掌握反腐、房产调控的一手信息；另一方面，一些地区又以“规范”的名义阻挠民间查询房产，意图杯葛民间反腐。2月18日，人民日报微博发表微评论，捅破了这层窗户纸：严控查房，是保护还是心虚？官员房产也具有公共属性，公众具有一定程度知情权；更何况房多多事件频发，速出新规难免有心虚的嫌疑。

　　从领导干部个人事项的申报角度来说，按现行的《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即使在党内，相关申报材料也是由专人“妥善保管”；只有当组织(人事)部门、纪检监察机关，以及检察机关在提拔干部、办案时，才可以通过相应的权限查阅这些申报材料。换言之，绝大多数的申报材料，在提交之后躺进了文件库。所以，今年1月中央纪委全会上明确提出：要认真执行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并开展抽查核实工作。

　　民间通过房产查询，找出“房叔”“房婶”的可疑财产，为纪检部门提供了办案线索，正是在“抽查”干部财产申报的真实性，协助纪检工作。而一些地方严格限制房产查询，是为了保护公民隐私，还是为了杯葛民间反腐，乃至为纪委抽查官员申报信息设置障碍呢？

　　身正不怕影斜，清廉无惧公开。民间反腐与官方抽查多头并举，反腐效果必然显著，保证反腐手段“踏石留印、抓铁有痕”。十八大报告提出“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推进改革，而个别地方官员恐怕在以更大的“智慧”阻挠信息公开、财产公示，这是值得警惕的。(沈彬)

关键词：查房,房产信息,隐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