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部长陈宝生昨天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记者会上表示,“减负”要从学校、校外、考试评价、教师教学、家长和社会等多方面进行,要在砍断教师和培训机构在教学方面的联系纽带,开展综合治理,建立一个健康的教育秩序,构造风清气正的教育生态等两个关键环节发力。
“减负”事关千家万户。从上个月教育部等四部门发布通知,启动对校外培训机构的专项治理行动,到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写入“着力解决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问题”,再到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热议建言,“减负”问题不仅是全国两会期间热度最高的教育话题,也是关注度最高的社会话题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减负”几乎贯穿基础教育改革全过程,“减负令”一个接一个下发,但学生的负担很难说降下来了多少。一些地方出现了“校内减负校外增负”的现象,过高的校外教育支出让不少家庭不堪重负。以“减负”实效赢得社会的支持,提升民众的获得感,既是长久大计,也是当务之急。
减轻中小学生校外负担是“减负”的重要任务。近年来,校外培训机构迅猛发展,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参与人数多达1.37亿、消费额高达8000亿的庞大市场。校外培训机构具有满足多样化、个性化教育需求的功能,但在校外培训市场繁荣的背后,是一些培训机构超前、超纲教学和绑架家长、学校教育的乱象。这些做法不仅违背教学规律和学生身心规律,也破坏了教育生态,使家长陷入“囚徒困境”之中。要让家长和学生有获得感,首先要从整顿校外培训机构,禁止超前、超纲教育等违反教学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的办学行为开始。
“减负”也是维护教育公平的必然要求。由于城乡以及地区的差异,不同家庭在校外教育支出上呈现较大的差异,而市场上的各类学科培训班多以强化训练为主,有很强的应试倾向。城乡家庭在校外教育支出的差距,一方面将加剧考试竞争压力,另一方面也将拉大城乡学生升学竞争力差距,由此导致新的教育不公和社会不平。为促进教育公平、维护社会公平和增强社会正向流动,“减负”势在必行。
中国已经形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而且这个群体还在不断壮大,中等收入群体的焦虑不仅体现在一篇篇“十万加”上,还真切反映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反映在不断增加的校外教育消费上。学生为过重的学业负担付出的是时间和精力,家长付出的则是金钱。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不少家庭尤其是大城市的中产之家生育意愿不强,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育儿成本太高,其中教育成本占了相当的比重。“减负”不仅是教育问题,“减负”需要全社会支持和配合,反过来看,“减负”成功不仅将惠及教育,也有助于促进整个社会生态的改善。
“减负”还是提升教育品质,应对未来发展的必然要求。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的发展,对未来人才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如果继续采取应试教育模式,学生被大量简单、重复、机械的训练所充斥,将难以培养和形成较高级的创造力、融合力、应变力、感知力,难以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挑战。要唤醒学生的自主学习兴趣和动机,为他们营造自由的成长空间,培养能够适应未来社会要求的创新思维、实践能力、社会责任感和正确价值观,就必须减少那些机械单调、枯燥乏味的重复训练,必须卸下应试教育模式的沉重负担。
日本、韩国等国家也曾出现过学生学业负担过重的问题,有的甚至比中国现在更严重。学生负担过重是一个发展中的问题,也只有在发展中求得解决。随着学校、校外、考试评价、教师教学、家长和社会等多方面措施综合推进,相信“减负”问题能够在发展和改革中得到解决,让学生、家长、学校和社会都有更大的获得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