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天下无假”还需严刑峻法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朱征夫将自己的提案聚焦在“加大对制假售假的打击力度”上，引起广泛共鸣。目前，虽然通过大数据技术能够有效开展线上线下打击，但是假冒伪劣治理依然存在难点。代表委员建议，通过完善立法与监管体系，提高违法成本等方式，提高打击制售假冒伪劣产品的震慑力。

　　近些年，针对制假售假行为，尽管治理的呼声越来越高，打击的力度越来越大，但假货的生产销售链条仍然顽强地生存在阳光之下，甚至舆论中还存在着一小部分声音，要求在某种程度上容忍假货的存在。殊不知，这种容忍会给全社会带来深重的危害。一方面，假货大多品质低劣，会降低消费者的消费体验，甚至带来不可逆转的伤害，另一方面，假冒伪劣商品的存在，是对知识产权的侵犯，损害了正规厂商的权益，也严重挫伤了企业创新研发的积极性。从更宏观的层面来讲，假货泛滥，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还有损中国制造的形象塑造。

　　为根治假货问题，几年来，公安、工商等职能部门查窝点、封渠道，打击持续不断，众多电商平台和企业也在运用大数据等新技术，开展线上线下协同打假。可惜的是，成效虽有，却依然没有把假货驱逐出市场。这固然有制假售假者身份更隐蔽、手法不断翻新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打击的最后一环软弱无力，依据现行的法律法规，对制假售假者的惩处，既不能让他们付出相应的成本和代价，也不足以起到震慑作用。

　　现在，关于假货的治理，进入执法和司法程序后，一个不能回避的现实是，案件举证困难，定性门槛过高，同时对违法者的处罚却相对轻微。据报道，在2017年，一电商平台通过大数据模型体系共排查出4495条销售额远超过起刑点的制售假线索，最终能够依据现有法规刑事打击的为469例，最终有刑事判决结果的仅33例，比例不足1%，判缓期执行的比例高达79%。如此大比例的违法者得不到应有的惩处，显示出治理手段的孱弱无力。违法成本低，维权成本高，无怪乎假货泛滥成灾。

　　针对“打假”，今年两会代表委员们普遍的建议是，通过完善立法与监管体系，提高违法成本，这一建议切中了当下治理机制的薄弱环节。尤其是从立法的角度，完善打假相关的法律制度，可以明确制假售假的违法边界，有助于形成社会共识，削减全社会对假货的容忍空间。

　　而加大对制假售假者的惩处力度的建议，是给击向假货的重拳加上让对方“伤筋动骨”力道，让制假售假链条上的所有违法者面临“倾家荡产”的风险，失去以身试法的勇气，从而期待司法形成真正的震慑效应。其中“降低制假入刑门槛”的提出，是借鉴酒驾治理的成功经验，以入刑来提升执法刚性，来彰显监管力度和决心，正如全国政协委员朱新力所说，“只有坚持像治理酒驾一样的理念，通过严刑峻法表达国家对假货零容忍的态度，才能从根源上解决假货问题。”

　　无论如何，假货泛滥成灾的现象不可再纵容下去，之前治理的左支右绌、孤军奋战，需要健全的长效机制来改善，而严刑重典的施行，也许是扭转监管宽松氛围的关键一环。(集月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