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考试作弊“入刑”只是个开始

　　刑法修正案(九)中有关考试作弊刑罚的设计，它不仅给国家考试中作弊的行为量身定做了法律成本，而且给考试作弊查处法规的缺省做了一定程度的堵漏，如结束考试作弊者除了学生之外，其他违法者制裁乏力的尴尬；同时，“作弊入刑”也统一了考试作弊行为的司法罪名，过去对一些考试作弊，如存在金钱交易涉及行贿、受贿类犯罪，购买答案构成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用无线耳机作弊的涉嫌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作弊入刑”将有效终结这些针对作弊手段惩处，五花八门“隔山打牛”的困局。考试作弊入刑正式生效，其意义无须多言，对作弊的震慑作用亦可预期。

　　不过，需要理性地看到，治理任何违法，设置刑罚首先只是法治的末端环节，而其司法效果通常起到的仅是兜底的作用，即不得已的次优选择，即便入刑的处罚再严，其威慑作用是相对的，一方面取决于司法本身执行力度，另一方面取决于考试作弊本身能否被发现的难度。考试作弊由来已久，其弊端与考试制度密不可分，相当多的作弊都源于“同体监督”，即考试组织者与监督者一体，如今年发生在江西的替代事件，它的发生与考试机构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制度模式，显然很难确保对作弊现象的发现和惩处，而司法只有作弊行为发生并发现后才能介入，程序的滞后性以及行政的干扰性，都可能使得“作弊入刑”的法治效果被打折扣。

　　其次，治理任何违法，设置刑罚都无法改变背后的非法利益诉求。我国自有了科举制度就有了考试作弊，历朝历代惩治科考舞弊不可谓不严，然而舞弊从不曾匿迹，原因很简单科举的功名利禄，值得学子以命相搏。时下的高考，从某种意义来说也是“一考定终身”，还有一些国家职业考试，如药师、会计师、建筑师等通过了资格考试，就可以“挂证”生财，可谓一本万利，获得考试分数远超个人能力与付出，自然会让作弊充满诱惑。如此语境下，哪怕“作弊入刑”的成本再高，只要作弊被发现具有概率性，其冲动依然难以抑制。

　　“入刑”只是治理考试作弊的一个开始，一方面，应推动考试从“制”到“治”的转变，即对考试制度、组织程序、考试规则进行更细致的设计，如专门的考试立法，建立多层次的考试法规体系，并有效推动考试的“行刑对接”，系统防范和治理考试作弊。另一方面，应逐步改变考试的内涵，破除考试结果运用与能力、努力“两张皮”症结，削减考试上过载的利益。此外，还应把考试作弊、职业证书使用等，纳入到公民的信用体系，加大考试违法的信用成本。(木须虫)

关键词：考试作弊,入刑,刑法修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