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污染上山下乡”需要源头治理

　　《人民日报》严肃地关注到目前农村的污染问题，9月6日该报刊发《拒绝污染“上山下乡”》。文章指出，如今经济正在转型，随着环保门槛越来越高，执法越来越严，一些污染企业在城市待不下去了，变着法子“上山下乡”，工业污染向中西部转移、向农村转移成为突出现象，不少村庄成了新的“生态灾区”。随着工业污染积累、迁移，一些乡村有河皆干、有水皆污；曾经的青山绿水变成秃山黑水，土壤污染，地力下降。(9月6日《人民日报》)

　　工业特别是污染企业，正在经历一场“上山下乡”运动。《人民日报》的描述可谓触目惊心，但污染企业向农村的转移趋势，却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

　　真正必须条分缕析的，却是污染企业的上山下乡逻辑。为什么一些污染企业纷纷选择了农村作为新的生产基地？这里面当然有城市对污染企业的挤出效应——越来越严格的环保要求与治理，让部分粗放式生产且日常污染大的企业无法在城市生存。但更大的原因显然是，在少数地方，明知企业污染的危害，但当地官员为了政绩获取和经济总量的需要，亦选择为污染企业大开方便之门，甚至鼓励其前来投资。当对污染企业几乎不设防，那么其纷纷“上山下乡”亦不莫名惊诧。

　　换而言之，不应将污染企业的下乡简单视为对农村环境的“入侵”，它其实更是一场“合谋”。污染企业看中农村偏低的生产要素，低廉的人力成本，以及相对松懈的环保要求；而地方管理者看中的，则是这些企业可以迅速“变现”的税收贡献，与对当地剩余劳动力的消化能力。唯独被两者忽略的，是农村环保的重要性。而数据显示，全国开展环境整治的村庄比例只有10%，4万个乡镇、近60万个行政村大部分没有环保基础设施，处于“垃圾靠风刮，污水靠蒸发”状态。

　　污染企业在下乡，农村却失去了基本的抵制力量。在某种程度上，这依旧可以被当作环保治理力量孱弱的隐喻。它亦再次地证明，要让环境向好，关键依旧是源头治理。如何遏止污染企业的“下乡”趋势？那就是必须让地方政府真正成为环境治理的主体，不至于因政绩而轻易放弃原则与底线。从这个角度来说，当下最迫切的，一方面是依据新《环保法》，强化对地方政府环境治理不力的相应追责；另一方面，则是助推地方经济发展的转型，令污染企业失去现实生存空间。

　　我们都走得太快，但别忘记了为什么出发。谈及环境，总是令人忧伤。《人民日报》的这篇文章说，农村和城市生态是一个整体，如果土地污染了，水污染了，城市人难道能够独善其身？试问，经济指标上去了，但生存环境污染了，这样发展有何意义——不能再对此熟视无睹了，必须要有人回答“污染下乡”中的发展之问。(尔冉)

关键词：农村,污染,上山下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