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彩礼之痛，需官民联动

　　作为一项婚姻礼仪，“彩礼”起源于西周时期的“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具体是由纳采还是由纳征演化而来，还存在着一些争议和分歧。新中国成立之后，收受彩礼曾被认为是买卖婚姻的表现之一，法律明文废止。但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彩礼重新在农村兴起，并且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北方农村彩礼调查显示：起价10万，男方条件差需加价。(7月1日《新文化报》)

　　彩礼变财礼，让人感到匪夷所思又危害深远。说是匪夷所思，是因为彩礼图的是好彩头，日后小两口能过好日子，而今彩礼化身财礼，财之多寡成为能否进入谈婚论嫁的门槛，违背了彩礼的原义，让吉祥如意的彩头变为冷血的量化财产，“卖闺女”的说法透出婚姻买卖化的无情。再者，高彩礼存在于农村中，本不富裕的收入环境赫然孕育出了高彩礼的民生毒瘤。

　　至于其危害更是不容小觑，无论是十万起步价，还是看条件要彩礼的“看人下菜”，如有的地方本科十万专科八万的学历彩礼，还是其他地方的“三斤”(百元人民币三斤，约十四五万元)或者“万紫千红一片绿”(“一万张紫色五元钞票，一千张红色百元钞票和一堆绿色五十元钞票”，约二十万元左右)，都是“天价彩礼”，对农村地区而言，是“儿子娶媳妇，爹娘脱层皮”，让农民直呼“娶不起”。抛却金钱方面的“娶不起”，这对当地社会风气更是一种污染，给喜庆婚嫁蒙上一层交易般的阴影。交足彩礼入门，无彩礼不过门，补偿女方父母，掏空男方父母，岂非就是“一手交钱一手给人”和“交易结束，货款两清”的交易吗？几无婚嫁喜庆和“亲家”之亲可言。

　　然而，“天价彩礼”在农村却大有市场，而且根深蒂固，对于农村而言，自己解救自己难于上青天。首先，彩礼或者直接说财礼，是男方的财力展示，更是女方的面子，谁也不想让人指责家里过得不够好或者闺女身价太低等伤面子的话，但是不伤面子伤钱。其次，彩礼习惯也是风俗习惯，已经深入到人们的骨子中。三者，在相互攀比的社会风气和“约定俗成”的“规矩”枷锁下，谁也无法打破这种风气，谁也不敢去吃这个螃蟹。

　　对于“天价彩礼”的陈规陋习，必须下大力气破除。笔者认为，要刹住彩礼攀比之风，必须官民互动。一者，政府做好破解彩礼之痛的“引路人”、“破冰者”和“总导演”。陈规陋习也是习俗，冰冻三次非一日之寒，农村舆论压力之下，农民难以自我解救自己，只能靠政府。服务型、民生型转变也呼唤政府的行动，政府的官方背景、权威性、第三方等特点都有助于政府做破解彩礼之痛的“恶人”，此外，利用自己的政策和制度制定的权力、条件，制定相应的规范，导演这部财礼还原回彩礼的大戏。

　　二者，必须借助乡贤的力量，政府与乡贤修订、完善村规民约，把抵制“天价彩礼”、拒绝红白喜事大操大办等内容纳入村规民约之中，经过村民大会讨论，印发全体村民家庭执行，使之成为村民共同遵循的行为准则。从而将文明婚礼、吉祥彩礼的观念种植到村民心中，杜绝天价彩礼回潮的可能。(朱清建)

关键词：农村,彩礼,社会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