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双号限行”应避免单向拍板

　　被舆论称为“史上最严”的兰州市中心城区机动车单双号限行措施，在11月17日紧急启动。据了解，在实施当日，车辆明显减少，道路确实通畅，但污染依旧严重，市民们普遍担心，此举只增罚单不治污。(11月19日《工人日报》)

　　在有些地方，治堵控污，已然陷入“限行依赖”，但凡要治理雾霾或拥堵，就扳下“限行”开关。而与之伴随而来的，总是广泛质疑。

　　应该说，限行对减缓拥堵、改善空气质量，不乏积极效用。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它曾显现出良性的政策效应。基于此，近年来，不少城市将单双号限行提上决策议程，尤其是全国多地“霾”伏严重的情境下，它更是被视作治污利器。

　　比如说，北京市就出台政策，当发布空气污染红色预警时，机动车将实行单双号限行；而在广州，当空气质量达到重度污染时，广州20%的公车将停驶，若达到严重污染，30%公车将停驶，全市机动车实施单双号限行。在河北，随着深秋雾霾频次增加，石家庄、保定、邢台、唐山等地，也首次明确对机动车的限制措施。

　　毋庸置疑，少开汽车、绿色出行，在当下已成社会的环保共识。既然“同呼吸”，就该“共担责”。对拥堵和污染治理，公民当具备自觉参与的意识，而这也亟须政府倡导、社会响应。尤其是在污染情况愈发严峻的情况下，治污治堵，更需举社会之力。

　　但倡导可以，若强制性常态化推行单双号限行，则有待商榷。而兰州的“限行路径”，及其引发的舆论涟漪，就不失为审视厉行“单双号限行”利弊的一面镜子。

　　在兰州，“限行”已非新鲜招数。早在3年前，兰州就启动了机动车尾号限行；今年6月，为保障兰洽会和国际马拉松赛期间交通畅行，兰州又实行1个月的单双号限行。如果说，之前限行是为治堵，那此次实行为期近两个月的单双号限行，则意在空气治污。

　　只不过从现实效果看，此轮“限行”似乎效果不彰：虽说交通拥堵局面有所缓解，但其指向的直接目的，也未达到预期效果。而更值得寻思的，是它激起的舆论呛声。质疑声的集中点，就在于限行权力的合法性、限行程序的民主性、限行决策的科学性，换言之，也就是其法理基础、民意向背、程序正义。

　　实质上，这也是实行限行举措的常见舆情困境。毕竟在时下，许多人都知道，单双号限行，意味着财产使用权的部分让渡，它是否有合理性依据，不能避而不解释。没错，在汽车激增带来“并发症”的语境中，政府部门是该因“势”制宜，但治理应是一揽子方案统筹施策，而非只依靠限行。

　　遗憾的是，在某些地方，单双号限行措施祭出，缺乏谨慎考量、周全酝酿的过程。以兰州此次“限行”为例，它就被质疑：限行措施既没公开听证，也没吸纳市民意见，而是单向地闭门决策，将民意隔离在民生决策的门外。

　　也难怪，有些城市“单双号限行”政策甫一出台，就遭受攻瑕索垢。以治污为名的限行，最起码须就“汽车尾气”与污染状况的关联度进行论证吧？在限行方案上，至少应与民众磋商一下吧？只可惜，仓促出台的限行举措，却罔顾了这些，难免被质疑是“转移管理责任”“属于懒政”。

　　更何况，它还可能滋生其他矛盾———市民出行需求是刚性的，若限行后，出行替代方案跟不上“井喷需求”。它会否刺激部分人购买第二辆车，以求单双齐备，也暂难预料。而没有减免车船税、养路费等作补偿，就单方面出台“限行”政策，也涉嫌违反《物权法》。

　　说到底，单双号限行实施，该以政府履责到位为前提，比方公车缩减、完善公共交通、优化基础设施等。而在治污方面，限行终是“配菜”，“主菜”应是些治本之策：如遏制工业污染，针对高低峰调配运力、引导公交出行等。也只有以统筹施策、综合治理为前置条件，在征询民意、以公共利益为出发点的基础上，出台“单双号限行”政策，才不会“邂逅”一摊质疑的口水。(佘宗明)

关键词：单双号,限行,治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