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告别“膝盖上的教育”

　　日前，在湖南怀化杨公庙学校的课间操后，校长杨文军面向操场上的700余名学生突然跪下，流着泪劝学生们要好好读书。杨文军表示，自己下跪是在尝试一种新颖的教育方式。(22日《潇湘晨报》)

　　作为一个曾长期与下跪行为相伴的国度，即便时至今日，它也依旧是沉重的话题，而发生在学校里的下跪事件，总能招致别样的关注与解读。作为旁观者，我们当然能理解杨校长举动里的善意，只是，此种“膝盖上的教育”能达至预期的感化效果吗？

　　何为教育及其本质？不同的人会有迥异的解释，但有些东西是确凿无疑的：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经验的改造，是通过常态的法则来发展学生的智识，让其成为一个“社会的人”。总之，教育是一个长期的熏陶过程，绝非朝夕速成之功。以此对比，下跪显然只是暂时性的触动举措，自然难以衍生出长效的教育功用来。

　　按照杨文军校长的自陈心迹，他不过是在进行某种教育的创新与尝试，但他恰恰忽略了一个前提：创新也应建立在平等的人格呈现之上。以现代文明社会的视角来看，下跪里的封建褒义意味已在渐渐消失，而成为权利与人格不平等的隐喻。我们当然无法阻止杨校长向学生下跪，但在教育中，尊严与权利的价值其实是一脉相传的，教育者的一言一行都会对学生形成示范，下跪的“畸形”示范，未必不会对学生衍生出可动辄“屈服”的负面效应来。关于这一点，教育家也早就说过，“想要学生成为站直了的人，教师就不能跪着教书。”

　　由此，真正需要被索解的疑问在于，在必要性与现实效果都难以得到积极评价的前提下，为什么杨校长还要执意选择下跪方式？一方面，这固然与杨校长的个人教育风格有关，另一方面，这指向的依旧是留守儿童的教育话题。据介绍，杨公庙学校有七成学生是留守儿童，与父母的长期疏远，既让孩子的性格变得反叛，也导致了“读书无用论”在他们中间泛滥。要让留守儿童不再成为被继续流放的一代，他们就读的学校固然有着重要责任，但这远非学校能承受之重，而是需要社会、政府、家庭与学校共同破解的难题。杨校长“下跪式”的劝学，未必不是多方职责缺位的一个反证。

　　请别只对下跪进行指摘，任何看似异常的举动都不是无缘无故发生的。在审视这位“非同寻常”校长的同时，还请看到农村留守儿童以及这个群体面临的成长困惑。但无论如何，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我们必须告别任何“膝盖上的教育”。(王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