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假字典”看权力买卖教育的危害
湖北省教育厅最近成为舆论炮轰的目标。该厅使用财政拨款购买质次价高的盗版《新华字典》,向全省320万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发放。事情败露后为洗刷名誉,该厅在官网发布公告称,已就此事进行全面彻底的调查;并表示已经要求有关单位立即停止该字典的发行,并根据采购协议暂不拨付采购资金。 据出版业人士粗略估算,这笔上欺国家惠民政策,下负人民教育重托的“校园生意”,可能为操弄之人带来3000到4000万元的非法获利。而320万求知若渴的农村中小学生,却只得到错误率远远超过国家标准的盗版工具书。因此,即使湖北省教育厅做出最严厉的追责表态,公众依然不能放弃追问:一项动用数千万中央财政拨款的政府采购,一项涉及本省三百多万农村学生的教育工程,各种筛选考察之后,是如何荒唐地选出一本错误百出、胡乱拼凑的盗版书的?这是“违规违纪”可以解释过去的吗?即便教育厅最后不付款,但320万盗版字典已经发放,60万还在印刷,巨大浪费已经形成,更兼堂堂政府机关朝令夕改,置公信于无物,现在就算派出最高级别领导牵头调查,又能查出多少真问题?如果未来“彻底调查”的结果是程序中没有利益输送,或者利益输送只在个别环节、个别层级、个别人员,公众就能对这样的教育主管部门恢复信任吗? 在湖北假字典风波之前,云南等一些地区也出现过类似情况,涉及的金额、学生人数没有湖北这么多,但那也只能说明“做生意”的人能够调动的“资源”,没有此次湖北的这么大。再联系一个现象:校园摊派这些年愈演愈烈,全是玩质次价高、强买强卖那一套。这种“买卖”,有时候推销方是学校,有时候是教育厅局,有时候推销的是字典,有时候是教材教辅。从小学生的包书皮,到大学生的参考书,从班主任、年纪主任、教导主任,到校长以及各级主管部门,在掌握“教育权”的每个层级上,都能见到有人不停向被教育者“提要求”——这些要求,往往涉及金钱和教育的交换。他们漠视学生的自主权,取缔家长的选择权,逼着学生买这买那,要不就上这种班那种班;面向农村学生,实在榨不出钱来,就瞄准国家刚刚决定在每个孩子身上投入的那点补助……这不是以教育之名,行洗劫之恶,是什么? 因此,湖北“假字典风波”暴露出来的问题,绝不仅仅是弄虚作假、以次充好、贪腐勾结、骗取拨款那么简单——虽然,这些问题在看过太多此类新闻之后,确实真就那么明显那么简单——它还暴露出一个更隐蔽也更危险的问题:当下,权力对教育的干涉和侵害,已经达到无法无天的地步。 教育者和教育机构,自然是有权力的,但那是教育权。现在,把教育权扩大、泛化为对受教育者的控制权,把“接受教育”变成“接受教育者的一切指令”,这给了权力为所欲为的机会。君不见,现在从小学生至博士,压在受教育者身上的权力,既沉重又普遍。更怪异的是,这种权力完全随行政级别而划等分级,反倒与教育工作者对学生的了解和指导,并无多大关系。老师被校领导控制,校长则成为教育行政主管的附庸。于是,“搞定领导”,成为很多利益蛀虫最便捷的吸血途径。而学生和家长,在这种权力压迫下不敢越雷池一步,否则,轻则被视为异类受到排挤,重则被剥夺教育资源以及教育权利。 教育,从来是以自由人生为目的。没有人寒窗多年,是为了成为别人的傀儡、奴才,甚至血袋。要防止再出现假字典风波这样的闹剧,就必须根除校园里那股权力买卖教育的恶臭气息。(曾宛思) |
关键词:盗版,新华字典,财政拨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