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禽流感”，我们如何更从容

　　2013年的春天，一场禽流感干扰了我们的生活。截至4月18日，人感染H7N9禽流感全国已有87例确诊病例，其中死亡17人。今年H7N9禽流感来袭，距2003年非典正好十年。无论是媒体还是民间的百姓，都把这次防治禽流感疫情和十年前抗击非典相比较，从中体察中国的进步。

　　观察员

　　□张金岭

　　(《齐鲁晚报》评论部主任)

　　□周东飞

　　(《潇湘晨报》首席评论员)

　　□白靖利

　　(《新华社》记者)

　　□陈方

　　(燕赵都市报评论员)

　　“禽流感”真有那么恐怖吗？

　　陈方：针对此次禽流感来袭，我注意到不少人在问，死亡人数不算多，它真的有那么恐怖吗？

　　周东飞：禽流感本身恐怖不恐怖暂且不说，一种新的病毒流行，如果有可能危及生命，就必须被重视起来。所谓人的生命大于天。

　　白靖利：我觉得现在大家如此重视禽流感，和十年前的非典有很大的关系。H7N9让人“谈鸡色变”，疫情的影响像风一样被传播，鸡鸭等禽类交易完全“冰冻”，即便死的人并不多，但它给心理带来的影响却挥之不去。

　　陈方：关于非典的经验和教训，一些专业人士是有不同看法的。清华医院王仲医生的看法就比较典型。他认为：“SARS的防控方法并不可取。在一个具有13亿人口的大国，几千人发病的传染病就让大家如此恐慌，让经济如此损失，是不是代价有点大？”此外，方舟子、土摩托等一批科普作家也持同样的看法。从“一开始不重视”到“重视过头”，是不是有些矫枉过正？现在防治禽流感是不是也存在这样的问题？

　　张金岭：我觉得有点过分反应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因为现在对H7N9病毒的传播规律还没有真正掌握。

　　陈方：金岭老师刚才说到了对H7N9新型病毒的传播规律还没有完全掌握，所以必须严防死守。人类和传染病在进化史上一直是共存的。同人类一样，传染病也是在不断变化的，而在这种变化中，必然会出现前所未见的疾病。既然“传染病不断变化”这是个常态，那么“严防死守”这个“不常态”的防治手段是否科学？

　　周东飞：无论是现在的禽流感，还是十年前的非典，说防御过度，都是伪命题。生命至上，在要命的疾病，尤其是可以传染的疾病面前，采取防范措施是必要和必须的。

　　拿死亡人数跟其他疾病做比较，没有说服力。如果任由疫情发展会怎样，不能做这样的假设。

　　陈方：预防传染病，姿态当然应该更积极一些。为了使预防有的放矢，其实各个国家和地区都规定了需要呈报监控的法定传染病种类。我国的《传染病防治法》根据传染病危害程度，分为甲类、乙类和丙类，甲类传染病危害最高，丙类最低。其中明确规定，传染性非典型肺炎和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这些新型疾病都属于乙类传染病。

　　这次禽流感来袭后，也有一种声音说，每年我国因脑炎肝病去世的人有数十万，这样的病为何不能像防治禽流感一样防治？或者说，防治禽流感真有必要这般“草木皆兵”吗？相对于新型传染病，很多“习以为常”的“老病”造成的死亡和损失更大，但这些“老病”却较少引起如禽流感这样轰动性的关注。

　　张金岭：我觉得不能简单做这样的对比。其实重视程度取决于具体的社会条件。如果是在国家财力疲弱的时代，对疫情防控的宣传，很可能就非常节制和收敛。今天不同了，无论是舆论环境、民意压力，还是我们拥有的资源条件，都已经不允许对疫情防控拖拖拉拉。

　　周东飞：为什么禽流感要动用这种方式来防范？因为禽流感用这种方式来防范是有用的，而其他疾病就算用了这种方式也没有用，这是一个重要原因。比方说肝病，你怎么用短期阻断的方式来防范？

　　陈方：对于此次禽流感，重视是必须的。但H7N9爆发后，确也有很多人开始反思，在各种新型传染病出现时，反应过度进而使恐慌蔓延的状况何时改观？在这种周期性的“热点恐慌”后掩盖了多少更需要关注的传染病。腾讯《今日话题》做过一个《禽流感非典等新型疾病到底有多可怕》的专题，挺有意思。

　　媒体报道有没有“过度介入”？

　　白靖利：我觉得现在大家过度防范与媒体(尤其是微博的发展)也有关系，一个地方出现了H7N9感染病例，马上全世界都知道了，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没有感染危险的人都会感同身受。例如昆明，前段时间有一个泰国游客出现疑似症状，马上就有“全城戒备”的感觉。媒体的过度介入，是不是也算为恐慌心理提供了发酵剂呢？

　　张金岭：小白提到了媒体的问题，我的意思是，媒体对疫情和防控的宣传确实扩大了影响，但不能认为这是引起情绪紧张的发酵剂。媒体对疫情的报道，应该视为防控的一部分，总体上是对防控有利的，如果没有媒体报道，应对疫情的动员成本就太高了。

　　白靖利：我们说防范过度，并非说因为死亡人数的多少就引发这么大的阵仗，而是说公众有种病急乱投医的感觉，抢购口罩和板蓝根，以及虚假信息到处传播，在没有证据表明H7N9病毒会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情况下，大家杀鸡杀鸭，仿佛昨天还是餐桌上美味的家禽，一下子成了“万恶之源”。

　　陈方：无论是疾控部门还是媒体，当然有公开疫情的必要。但是，媒体如果过度介入，就会营造出一种气氛，对于防控来讲，过度紧张也不见得科学。会不会助长非理性情绪，就是刚才小白说的杀鸡杀鸭。如果舆论过度介入疫情，而且报道的信息是不确定的，资讯繁杂中会不会给民众带来新的困扰。

　　周东飞：关于舆论过度介入的问题，可能是不存在的。什么叫过度，什么叫不过度？不能说，媒体一报道就给扣个炒作的帽子。媒体提供信息，这是天职。提供更多的信息，公众才有可能从信息中作出判断，得出结论。

　　白靖利：并非说媒体介入就是炒作，而是说媒体过多参与报道，会给普通公众营造一种恐慌的心理。

　　张金岭：这实际上提出的是一个媒体介入过程中的技术问题。媒体介入除了向公众传递疫情信息，宣传政府的防控措施，以达到凝聚合力的目的，另一个功能就是宣传科学常识，比如把禽类煮熟了吃不会传染等等，如果媒体功能发挥完整了，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恐慌。

　　周东飞：这次复旦投毒案，也有人指责说媒体报道得过多了。媒体是报道了一些传言，但这些传言不能说就没有价值。传言可以被证伪，这就是传播规律的自平衡机制。禽流感也是一样，媒体报道了有关部门关于板蓝根可以预防禽流感的说法。但同时，媒体也报道了另一部分专家的质疑，这就是平衡。如果媒体进行过于严厉的自我审查，那样会导致信息传播的不完整，恰恰是一种坏结果。

　　张金岭：像板蓝根这个信息，如果说给大家带来了恐慌，那不是媒体的责任，这个责任应该由一些地方的卫生部门承担，因为这个偏方是他们开出来的，媒体当然要报道。

　　周东飞：这次的板蓝根，恰恰因为媒体的广泛报道，并没有引起什么恐慌。

　　养殖业的损失是不是无辜的？

　　陈方：暂且不说此次应对H7N9是否过度了些，不可忽视的是，它确实对社会的生产生活带来很大干扰。中国畜牧业协会初步测算，截至4月15日，肉鸡鸡苗直接损失超过37亿元，活鸡及鸡肉产品销售损失超过130亿元。以至于好多地方的官员必须“带头吃鸡”来抚慰人心。

　　周东飞：我的看法啊，公众选择不吃鸡，那是一种自由理性的选择。在吃鸡的问题上，我反对官员带头。这不符合科学精神。

　　陈方：我不认为民众选择不吃鸡是理性的自愿。如果没有信息的干扰，他们会做出这种选择吗？农业部新闻办公室4月17日通报，截至目前，只在活禽交易市场的样品和野鸽样品中分离到H7N9禽流感病毒。官员为何要带头吃鸡，这和疫情下养殖业受损有很大关系啊。

　　张金岭：我和东飞的观点比较接近，因为不放心就不吃鸡，其实也是一种防范，尽管有不科学的地方，但防范总比不防范好。全国有十几亿人，科学素养参差不齐，在疫情面前有点过度反应很正常。

　　陈方：那么养殖业受到的损失是不是“无辜”呢？或者说，如果有更科学的防治，那么这些损失是不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

　　张金岭：民众的反应和专家基于科学理性的判断是很难完全吻合的。我觉得，公共部门和媒体应该尽最大努力给公众一些生活指导，但对出现的过度反应，不必太在意。

　　白靖利：我同意陈方的观点。从餐桌上的美味到人人唯恐避之不及，鸡鸭的命运是与养殖户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也和中国养殖业紧密相关。官员带头吃鸡，一则是传递正确的信息；二则也是不希望鸡贱伤农的悲剧继续发生。

　　陈方：如果说严防死守这样的防治态势不算过度，那么这种态势下造成的全城杀鸡，鸭场每天闷死上万鸭苗，这样的“防治”是不是过了一些？我倒觉得，防治的姿态太过了，也是一种不负责任的防治。

　　白靖利：为何用户会残忍杀掉自己辛辛苦苦养的鸡鸭呢？那是因为没有人吃鸡鸭，卖不出去了。为什么卖不出去呢？与前面说的公众的恐慌心理关系紧密。

　　周东飞：以人类目前的认知水平，还没有博爱到鸡命和人命平等的地步。

　　白靖利：从科学上来说，并没有到要杀掉这些无辜的鸡鸭来保全人类性命的地步。

　　陈方：在H7N9面前，我觉得养殖业的损失有些无辜。就像2009年“猪流感”被改名为“甲型流感”一样，这次的疫情也不该完全归罪到“禽”身上。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副秘书长马闯说，2009年H1NI爆发之时，他曾和业内人士一起，提交“更名”的建议，国际上也有类似呼声。这次他同样认为，H7N9不应等同为禽流感，“应更名为甲型流感或A型流感”。

　　白靖利：我们并非是要动员大家去吃鸡，而是应该着力于如何消除公众心中类似不必要的恐慌。否则，禽流感杀鸡，猪流感杀猪，人类就会不断陷入恐慌。

　　什么样的防疫姿态才是科学的？

　　周东飞：作为媒体人，我们有义务去同情养殖户，但这种同情同样应该换算成一种理性、科学、负责任的路径。

　　陈方：什么样的防治手段才是理性的？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副秘书长马闯举了个例子，“有人连挡风玻璃上的鸟粪都不敢碰触”，社会上的反应是不是过度了。我们当然不能批评这种反应，但必须反思，这种反应是因何而起？

　　张金岭：有人连挡风玻璃上的鸟粪都不敢碰触，社会上的一些反应有些过度了———这种说法我不同意，谁敢说鸟粪就没有传播病毒的可能？既然不能下结论，那就得有点防范意识才好。

　　陈方：实际上，还有一种行为我不知道算不算“理性”。比如，在杭州，工商局统计显示，尽管没有被要求关闭，但由于成交量几乎为零，七成农贸市场的活禽摊位已主动关门歇业。大家这么紧张是不是和我们传递的信息有关？如果这一阵风刮得太猛，对行业的影响过于深重。

　　张金岭：减少相关行业的损失，这是媒体和政府部门的共同责任。有一点应该清楚，无论付出多大的努力，这种损失也是不可能完全避免的。禽类养殖和交易受到一定的影响，这是疫情传播期间的正常现象。想想看，哪个行业没有风险，有的受气候影响，有的受市场本身影响。养殖行业受疫情影响，这个是没办法的事。

　　周东飞：行业的利益，必须置于生命权益之后。养殖户的损失，政府应该补贴，但是，不能因为养殖户、餐饮业以及股市受到的损失，就放松对禽流感的防治。

　　张金岭：目前，我们对病毒及传播规律还没有充分认识，而北方也出现了感染病例，从信息传播和公众心理变化的角度来看，这应该是整个疫情传播的一个重要节点。面对节点，与其故作轻松，不如适度紧张，这更能激发大家的防范意识。

　　陈方：防治重要，但我还是反对“闻鸡色变”。每当有疫情爆发，真正考验的是各地政府平日所累积的公信力及行政效率。这一次，官方的防治可以说是相当重视的，但在社会上确实也存在着“过度”反应的现象。什么样的防疫才是真正科学的防疫，我们需要的是科学防疫而不是运动型防疫。

　　白靖利：十年非典，留下了许多宝贵的遗产，公共卫生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但也因为非典，让公众对这方面的信息更加关注。我觉得最应该做的是建立一个有力的指挥协调系统，政府方面加强与医疗机构和农业部门的合作。以后我们可能还会遇到更多新型病毒的袭击，如何提高应对策略，而不是让公众“闻鸡色变”，科学防疫，任重道远。

　　漫画/勾犇

关键词：H7N9,禽流感,防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