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不能缺少“新型城市空间”观念

　　城镇化是当前社会广泛讨论的热点，城镇化不是简单的造城运动，必须要注入人文理念才具备生命力。

　　国家推出“新型城镇化”观念，并将其特征概括为“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等。其实，除了这些政治上必然正确的特征外，有一个较为直观的方法可用于判断一个城镇是不是新型的，那就是去观察它的城市空间的营建模式。

　　过去几十年，我国城镇化进程存在着两种不良的空间营建模式，一个是“官本位的模式”，另一个不妨称为“福特型的模式”。它们把城市变成了缺乏制约的政治权力和资本权力的象征物。不颠覆这两种模式的支配性地位，“新型城镇化”的“新型”将受到挑战。“官本位的城市空间模式”在中国源远流长。《周礼·考工记》的有关记载表明，至少从先秦时代起，中国各等级的城市大都依循着相同的空间营建制度：城市中心位置是统治者的居所和治所，在王城为王宫，在府县为衙门。这种格局使官本位意识在城市空间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不能否认的是，我们虽然进入了现代化社会，但这种城市空间模式在我国各级城市(镇)中以极为夸张的方式得到再现。在一些省、地、县级城市乃至乡镇所在地，政府大厦(包括市委、市府、人大、政协以及公安局、法院等)必处于城市的风水宝地，建筑规模必定宏大，每座大厦前还有气势恢宏的广场。云南省红河州的政府大厦在气势上胜出美国国会山多矣，一些城市干脆打造出山寨版的天安门、金水河或白宫等。

　　官本位的城市空间模式强化了官员群体高高在上的意识，以及国民心理中的趋高惟上的积习，还会带来无药可医的城市病，北京市即是明证。近年北京市政府绞尽脑汁要解决中心城区拥堵问题，但由于中央政府、各部委和北京市政府等都集中于中心区，教育医疗商业金融等服务设施必然会高度聚集。这个格局不变，北京城市疏解就是个无解的死结，拥堵只会日甚一日。

　　当然，官本位不是统摄中国当代城市空间营建的唯一原则。在追求GDP高增长的时代，许多城市变成了巨大的竞争性生产单位。前些年一些东部城市每每以“世界工厂”自诩，其后果是把自己的城市变成了“工厂的世界”。高度强调城市的经济功能，成了中国许多新老城市空间布局的主要原则。其实，这种城市格局并不新鲜。上世纪30年代美国就产生了一大批所谓“福特型城市”———它依照福特牌汽车装配线的模式，将城市空间区分为交通枢纽区、工厂区、工人居住区、商业区、金融区等模块。我们熟知的“CBD”(即英文CentralBusinessDistrict，中央商务区)一语，常被视为福特型城市的象征。

　　单纯追求经济高增长的福特型城市破坏了城市的历史文化生态和自然环境，在城市发展中以强大的资本的逻辑压抑了文化的逻辑。这个模式自上世纪70年代后在发达国家受到严厉批判。不料从上世纪80年代起，该模式又在中国大陆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破坏力度重演了一回：数以千计的古城镇和旧街区毁灭殆尽。成百上千个福特型城市的出现，使中国的自然生态整体面临严峻危机，目前华北地区近10万平方公里的缺水区以及中国东部覆盖200万平方公里的雾霾区便是福特型城市泛滥带来的苦果。

　　福特型城市带来的苦果使近年来热炒的“宜居城市”观念变成了反讽。2007年中国建设部科技司颁布了《宜居城市科学评价标准》。该标准涵盖社会文明度、经济富裕度、环境优美度、资源承载度、生活便宜度和公共安全度等六大指标以及近百个子指标，评价采取百分制，一副貌似科学的样子。但它忽视了一个常识：即一个城市无论有多少个指标优秀，但只要你在空气质量、地表水或地下水质量、水资源承载力等方面有一个指标不合格，你就不可能是个“宜居城市”。譬如，北京在近年的“宜居城市”评比中多次处于领先地位，但近来遭遇的严重雾霾无疑对这个“宜居城市”投出了一票否决式的反对票。

　　总之，新型城镇化必须破除官本位的城市模式，同时约束福特型城市的模式。这意味着在城市空间营造上，要用文化的逻辑去改造和节制资本的逻辑，让新型城市真正成为多元文化空间的生产者。(李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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