仕途看好的副县长主动辞职，你怎么看

　　就让辞官“像换了份工作”一样轻松寻常吧

　　副县长辞官，热议一片。所谓的热议，多是诛心之论的私人想象：放下锦绣前程而归寂于乡野，这背后会否挟裹着“难言之隐”呢？譬如官场黑幕，抑或逆淘汰云云。在权力笼子收缩，拍蝇打虎正酣的当下——高官辞职，似乎更容易让人浮想联翩。这也不奇怪，因为中国的官场，确实鲜有像样的“辞官文化”。

　　这话当然不是要抹杀笃定的辞官个案。历史上，花美男潘安就曾在《二十四孝》里流传有“辞官奉母”的故事。清代“禁烟英雄”林则徐则在《训大儿汝舟》中，喊儿子辞官回家读书……至于辞官从教或从医的名人掌故，就更是多如牛毛。但不得不说的是，尽管辞官现象不鲜见，但多是受制于“外因”，且恋战官场的价值传统恐怕更为醇厚。

　　这离不开三重现实因素：一者，千百年来，中国“学而优则仕”的理念影响深远。就像一位长辈给周慧发去的信息把他的辞官形容为“晴天霹雳”“大家庭的巨大损失”一样，尽管实体经济重新归位、重农抑商等积习也跌宕殆尽，但更多人还是习惯于将“官”排在360行的前列。二者，不少人将官场视为名利场，官员职位的溢价被无限高估。因此，即便是在“公考退烧”的当下(最新数据显示：全国有21个省份组织了2014年公务员招考，共计划招录10.18万人，数量比去年减少了1.54万人，降幅为13.2%；报名确认人数256.36万人，比2013年减少了36.09万人，降幅仅为12.3%。)公考降温，其实仍是传说而已。三者，公众容易对辞官现象大惊小怪，实在是因为官场辞职太过“小概率”了。这些年，责任事件此起彼伏，但引咎辞职几乎难以窥见，加上各种“问题官员复出”如走马观花，“死也不辞官”似乎成了板上钉钉的铁律。

　　这两年，无涉官场臧否的辞官现象似乎渐渐多了起来。去年9月，广州市公安局政治部人事处处长辞职加盟格力。此后不久，广东、浙江等地相继曝出区级官员、公安干部辞职下海；甚至在安徽某市，去年5个月时间内先后有4名基层“一把手”请求辞职。何况，温州本就是个敢于冒险、敢于先试的城市，辞官有着更为宽宥的历史与制度土壤。也许周慧的请辞，确实无须过度解读。再说，于社会而言，辞官若能祛魅，不仅能真正平抑逐官、媚官的冲动，或者还是矫治人力资源配置结构性失衡的一剂解药——将优秀人才从官场中分流出来，真正百舸竟流，有什么不好呢？

　　在今天，“遵循自己的内心”，也许比遵循世俗的度量衡更难能可贵。一个官员重新选择了自己的职业愿景与生活方式，也许的确与“官”并无多大关系，仅凭这份从容与恬淡，起码还是值得人们尊重、值得为之鼓掌。有一天，但愿中国的官场文化与制度，能让辞官轻松寻常得果真“像换了份工作”一样。(邓海建)

关键词：副县长,辞职,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