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名批评”应该是常态不是例外

　　近些年来，公众舆论一直在呼吁“点名批评”，但效果差强人意。在各种批评性通报中，凡涉及官员和公权力部门，即便无关隐私和机密，“有的人”、“有些人”、“有的部门”、“有些部门”等所指不明的词汇比比皆是，搞得人只知其事，不知其人，通报应该起到的监督和警示效果大打折扣，甚至聊胜于无。

　　日前，中央纪委对10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典型问题发出通报，包括黑龙江副省级干部付晓光、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司长孙国庆等在内的多名领导干部被直接“点名”。这是中央纪委对违反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的通报中，首次“点名”。

　　这种一反“常态”的直接点名批评，至少使“犯错之人”和“所犯之事”之间建立联系，便于公众对照其言行，了解这个人过去是不是口是心非，德性有亏，有利于监督他今后是否胜任相应岗位上的工作；此外，不把犯错误的人用“有的人”这个措辞包裹起来，也便于把犯错误的人和他所服务的整个公权力机关适当分离，从而避免公众对整个部门的全体人员胡乱猜疑。从这点上来说，他的同事们应该对公开点名批评持欢迎态度的。从更宏大的视角看，过多的不点名批评，与整个政府部门形象矮化，不能不说没有一点因果关系。

　　然而，“点名批评”为什么很难推开？根本原因就在于不能正确对待和行使公权力，对犯错误的人，实行内外有别的政策。内外有别的初衷，是为了保护干部的工作积极性。的确，有的干部工作积极性很高，这样一来难免出错，如果点名批评，很可能使他垂头丧气。而通过不公开的处置，既可改正错误，又可保护干部。这曾经是一条很重要的干部政策。

　　但这样的干部政策如今被严重歪曲。只要获得主要领导的偏爱，那些为了一己私利的明知故犯，就可以躲在这条政策之下，不为人知地，乃至象征性地受到一些党纪政纪处分，敏感期一过，照样获得升迁，直至错误越来越严重，一夕东窗事发，无可挽回。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该保护的或许得到了保护，不该保护的却往往保护起来了。

　　对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公务员法》等等管理公务人员的党纪国法，并无一处规定称，受到纪律处分的人员，不能向社会公布其姓名。法无禁止皆可行，公布犯错误人员的姓名，并没有任何党纪国法上的障碍，除非涉及隐私或国家机密。

　　因此对公不公布犯错者的姓名，在政策和法律之间，存在着过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如何取舍，存乎一线。如果比较尊重公民的知情权、监督权，比较尊重犯错者的同事，真正爱惜政府形象，可能就倾向于公布；如果觉得所谓“保护干部”更重要，就倾向于不公布。居此之间，什么样的干部应该保护，就是一个不能含糊的问题。

　　如上所述，那些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的无心之失，理应得到保护。现在的关键是，怎样把他们从其他故意犯错者中甄别出来？甄别的权限是不是只在他的上级那里？

　　在这点上，香港对公务员的“公开点名批评”制间接回答了问题。2006年12月《长江商报》刊登的一篇署名“马国川”的文章，对此制度有所介绍。他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到，当年在媒体上被点名从而被公众知悉的，有社会福利署署长、金融管理局副总裁、资讯科技及广播管理局局长、水务署长，而今年5月《人民日报》也报道称，香港审计署对廉政公署辖下社区关系处的审计发现，廉署人员分别以“一餐分两餐”及“晚餐开支归宣传费用”两招，绕过人均请客标准上限报销。

　　从上述香港高官和政府部门的错误来看，对照其政纪规定，基本都是明知故犯，不存在“误伤友军”，而甄别其错误的权力，不仅在上级那里，也在公众和媒体那里。而相对于上级，公众的评价更为全面立体，谁对谁错，很多时候看得比上级还清楚。

　　对一个犯了错误的干部，向群众隐瞒其姓名，很难说得上相信群众、在走群众路线，更不用说接受群众评议了。公开应该是常态，不公开应该是例外。(任大刚)

关键词：中央纪委,点名批评,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