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限”的纠结根在权利焦虑

　　15日晚，天津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从2013年12月16日零时起在全市实行小客车增量配额指标管理，并将自2014年3月1日起按车辆尾号实施机动车限行交通管理措施。对此次限购，天津给出的理由是控量、防堵、治霾。当晚，天津市各大汽车贸易市场及4S店均人满为患，有网友戏言，“买汽车就像买大白菜一样”。

　　在几乎没有什么征兆的情况下，天津市政府实行了限购与限行的行政措施，“突然实施法”再度让外界感到无所适从，并一度引发恐慌，“何以没有缓冲期”、“如此重大的政策出台，要不要讲一点程序”的追问，使得天津“双限”成了舆论关注的焦点。

　　其实，去年6月，广州宣布汽车限购的当晚，同样出现了汽车抢购潮。按理说天津的政策出台就是一个翻版，之所以再度引发强烈关注，其背后还是出于对公共权利的焦虑。若一项公共政策的出台，在程序性上存在瑕疵，那么再正当的理由都难以立足。

　　不可否认，若是设立一定的缓冲期，势必会引发抢购，如同当年住房调控政策出台之后，引发的抢购热和离婚热一样，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驱动下，缓冲期更多地充当了汽车销售商的宣传者角色。不过，不能因为这些因素的存在，就漠视公共政策本身具有的程序正当性，正所谓程序正义高于结果正义。

　　限购基于的控量、防堵、治霾，需要每个人的付出并共同担当，但公共责任之下同样有公共权利，比如最基本的知情权和发言权。所以，设不设立缓冲期其实并不是问题的核心，关键在于，一项涉及每个人出行和购买权利的公共政策，一项让权利受限的政策出台，是不是应当遵循基本的程序要求，比如召开通气会、意见会、听证会呢？让外界有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才能在可行性、必要性上建立更广泛的共识，否则，突袭式政策只会加剧政府公信的流失。

　　更重要的是，必须通过正当程序告诉外界，在权利受限的政策背后，公共部门采取了什么样的应对措施。比如城市公共交通建设的情况如何，外界最关注的公车如何管理，如何保证限购之后摇号的公平性等，这些权利的兜底保障措施，都属于政策体系的一部分，甚至是基础部分，若不能给出明确回答，那么轻易出台的政策就难免有懒政之嫌。

　　同时，从既有情况来看，限购并非解决所诉求问题的最优出路，公共政策不能总扮演利己者。想当初为了发展汽车产业，又是出台优惠政策，又是大力倡导拉动内需，现在为了控量、防堵、治霾，又采取了一刀切的做法，这难免让人质疑公权力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并对自身权利的弱势感到焦虑，从而对能否“依法行政”持怀疑态度。(堂吉伟德)

关键词：天津,机动车,限行,限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