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岂能“坐地涨价”？

　　唐伟

　　央视《焦点访谈》曝光河北河间黎民居乡政府在让个体户补缴税款时，在原有税款上多加了5000，当问为什么时，回答说“税收任务重，加了5000，你有意见么？”个体户没有交这笔款，第二天就从1万2变成了6万，而第三天就直接要贴封条封他的小作坊。(12月12日新华网)

　　乡政府代收税还漫天要价、坐地还钱，有些税钱还缴到个人账户上，如此收税不仅缴税者看不懂，连外人也有些莫名惊诧。在倡导“依法征收”和“依法行政”的当下，河间收税可谓一个“乱”字了得。

　　事实上，这种现象并非偶然，也并非孤例，征收“过头税”等现象一度屡禁不止。如媒体报道，2012年11月在河北沧州市献县，诸多当地中小企业被国税局列入约谈名单，被要求“补缴”少则2万多则数万的税款。杭州杭派女装商会秘书长孟平所经营的企业实际上还处于亏损状态，但当地为了完成税收任务，不仅要求他们把今年的960万元定额营业税全部缴纳，连来年的960万元也全部“预支”了。

　　“过头税”的有两种表现形式，包括时间上的过头和幅度上的过头两种，前者是今天征明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预征；后者则是该减的不减，收一些不该收的税，或者提高税率，随意罚款等。无论采取什么方式，都会以增加企业负担为结果。

　　税收指标化成了乱征税的最大制度性诱因。正如众多分析者指出的，税收任务是各级政府以及税务部门行为的“指挥棒”。各级政府的“业绩”，长期被简单化为GDP增长以及税收增长。每年年初，从上到下，层层下达指令性计划。很显然，河间黎民居乡政府的“坐地涨价”式收税，不过是将“过头税”的做法上演到极致而已。

　　“过头税”的本质是权力滥用，其解决之道就必须对权力进行规范。一方面，必须改变时下的“征税指标化”的制度设计，实现从“计划征收”向“据实征收”转变；另一方面，必须以法律作为行为标准，实现从“行政征收”向“依法征收”转变。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用单独的一部分对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作出部署，提出“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如此看来，税收将不再是预算确定的任务，而是转为预期目标。唯有剥离其间的利益关联，消除权力滥用的制度性诱因，才能让权力行为得到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