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的选和编

　　市场上图书品种增加，出版社库存增加，读者购买额下降，不说电子书在某一国家十年增长一万倍的事实，不言网络勾魂摄魄的诱人力量，单单图书内容本身，肯定出现了问题，难辞其咎。浅薄的雷同，劣质的泛滥，好书的难寻，应是主要原因。于是乎各种媒介与机构，热衷于展开评选推荐活动，意在走出困惑，发现心目中的范本。

　　“书从疑处翻成悟，文到穷时自有神”，但愿先贤的睿智之语，可以为当今书坛指点迷津。

　　读者在五色炫目中求助于便捷的通道，简明扼要、提纲挈领的选本省时省力省钱，自然受到欢迎。仅以当代文学创作来说，近来年度精华之类选本风起云涌，跻身于此的学会等团体、名家，南北各地出版社热衷快速跟进，不惜把这张大饼摊得越来越大，越来越薄。一旦作家去世，版权到期，选家顿时抖擞精神，大显身手，相关图书更是多如牛毛，让人如堕五里雾中。海子、顾城、三毛、史铁生、林徽因，甚至鲁迅、胡适都遭遇了如此情境。最极端的例子发生在莫言身上，诺贝尔奖公布后，大批作品选本、大量评介集子蜂拥而至，“捧杀”也好，消费也罢，齐刷刷闹哄哄共同登场，书店搭成像灵堂的一角，网上划出如特快的通道，这种跟进不是对文学的爱护，而是看中了经济利益。

　　书籍的编选往往与整理、研究相伴相随，来不得马虎草率，容不下隔靴搔痒，最忌讳拼凑组合。现代散文家、翻译家梁遇春去世60年后，吴福辉编选校勘注释的50多万字散文全编出版。现代诗人、出版家邵洵美百岁诞辰纪念，陈子善整理其80多篇文艺述评结集成文存世。即使是至亲后人，海明威去世后26年，三个儿子才编辑出版了《海明威短篇小说全集》。20多年前，朱虹先后为纽约一家出版公司编选翻译了中国西部短篇小说和女作家女性小说集，意在以冲突矛盾及个人命运的独特性引发西方读者的阅读热情。

　　再来看古代文学的例子。唐代传世诗歌五万余首，独具特色诗人五六十家。卷帙浩繁，不便阅览，更难普及。唐代以降，历代选本各有其长。唯有清人孙洙即蘅塘退士编的《唐诗三百首》，历久不衰。虽然也有缺憾，但数量适中、易于诵读、持论公允等长处，使其他选本难以望其项背。最近根据网络查询、点击数量，中华书局甚至推出了唐诗排行榜，毕竟影响如何，尚待时间检验。昭明太子萧统“略芜秽，集清英”，纵览千年，近800篇三十几类的《文选》，清人吴楚材叔侄编选的散文选集《古文观止》，刊行之后便是风行，为后人树立了样本和典范。

　　选家的声誉与选本的分量，凝聚着见识，积淀着学养，选家学富五车，选本自然实至名归。读者一旦与之结缘，念兹在兹肯定是情理之中了。

　　现代文学史上赵家璧主持《中国新文学大系》，开启了作家选篇作序，关注文坛上流派纷立真相的潮流。后来如谢六逸编选《模范小说选》，只选了鲁迅、叶圣陶、冰心等5人的小说，直言个人欣赏所得，必要上得自己的“墨线”，毫无迁就、指路的骄矜。

　　反之，连“骗”带“绑”的“编选家们”，一孔之见孤陋寡闻不知凡几，轻率上阵师出无名自命不凡，自欺欺人，圈子中的吹嘘与独尊，生意场上的巧取和豪夺，面目可憎。前两年不是有人披露书画界编纂所谓大师画集的可耻黑幕吗？所作所为亵渎了选本的纯洁，败坏着图书的本义。大家只有提高鉴别力，才能让他们收敛了骗人的把戏，赶走假冒伪劣的货色，迎来上乘佳作精品。

　　选家之编书造册，焉敢不慎乎？

关键词：短篇小说,出版社,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