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莺“出走”，医生的自我解放？

□陈方

(评论员)

□李妍

(《重庆时报》评论员)

□张天潘

(《南方都市报》评论员)

□马想斌

(《华商报》评论员)

辞职，一个“另类”医生的“雷人决定”

陈方：对于上班族来说，辞职换工作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了。但有的人辞职，就会在舆论里掀起很大动静，比如于莺。于莺是个大人物吗？不是，她只是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科的一名主治医师，其实也是一名普通的医生。但她是网络名人，所以，她在微博上透露要从协和医院辞职的消息后，很多媒体蜂拥而至。我想，她的辞职能引发舆论震荡，首先和她是一位网络名人有关。

马想斌：这个问题需要从她的微博说起。她的微博，一开始就关注公共话题，与此同时，也一直关注医疗领域的种种问题。当下，医疗问题是社会非常现实也是矛盾突出的一个问题。她以局内人的视角，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说这些问题，对医疗问题发力更精确，也更有力度。于是，她的一举一动，都在人们的关注范围之内，尤其是她因受不了医疗体制的弊病辞职，更能引起大家的关注。

张天潘：嗯。可能更重要的是她是一个医生吧，在这个医患矛盾严重的背景下，自然容易引起关注。由此我也想到，在中国，行业隔阂其实很严重，大家对经常要打交道的职业，知之甚少；对于其内在的生活现实与工作体系，都充满未知感与好奇感。现在如果有一个官员、城管、警察等如果愿意公开身份在网络世界自由发声，也同样会受到广大网友关注。

李妍：辞职，对外人来说不是什么大事，但对每个具体的人来说，绝对是大事。我想，于莺决定辞职，肯定也是经过了慎重甚至是痛苦的考虑的。于莺辞职之所以能在网络引发关注，不仅因为她是医生，还在于她此前不合现有医疗体制的一些话语，也让人对她辞职背后的原因颇多猜测。针对猜测与舆论关注，于莺近日也出来回应了：辞职纯属个人选择，当然也有长期不满医疗体制的原因。不管于莺是不是受到了医疗体制内的压力，我想，只要一个人的选择是自由的，是尊重自己内心的，我们就应祝福她。

当医生变成了“博导”，离救死扶伤会不会越来越远？

陈方：不管怎么说，在舆论眼里，于莺是“另类”的，她不是医生中“沉默的大多数”，相反，她经常揭露一些中国医疗资源分配中的主要问题，比如，她说医疗资源高度集中不能按需分配，偏重城市偏重权力，导致了社区和基层医疗体系严重萎缩。不知道，于莺的这种不满，是否能够代表基层医护工作者对未来医改的一种期待？

张天潘：说到中国医疗资源分配中的主要问题，我查到了一个数据，2011年底，中国社科院发布的《社会蓝皮书：2012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指出，就全国三甲医院的分布来看，北京、上海、广州分别有53、38和35所，加上中国80%以上的医疗资源都集中在这些大城市的大医院里，造成全国需要就医的人们都会往大城市跑。如此必然的是大医院里常常人满为患，而基层社区尤其是偏远农村的医疗机构冷冷清清。从这一点来说，身在这个体系中于莺的感受更为深切，因此她才不断地揭示这个问题。

所以说，尽管是大城市大医院的医生，也常常是这种医疗配置现状的受害者。

陈方：我看到也有医生在网上抱怨过，而且抱怨得还很有道理。比如，他们说，卫生管理部门胡乱作为，人为制造了医疗资源不均衡配置。以医院规模为主要评判标准的医院等级评定，不仅劳民伤财，而且将医疗机构划为三六九等。评判一个医院级别的不是主要看医生的水平和医院的管理水平，而是看医院规模。这等于以政府的公信力为公立医院背书，进一步将病人引向大的公立医院，限制了私立医院的发展。

马想斌：医疗资源的集中，还有个原因，就是计划经济体制遗留造成的。干部都在城里，都在大城市里，所以，好医生好的医疗资源，也要在大城市里。

陈方：按说，于莺也是体制内的医生，是优质资源医院的医生，说得直接一点，她应该也算是医生这个大群体中的“既得利益者”。既然是“既得利益者”，她还能反抗这个体制，这点让人很钦佩。

马想斌：我觉得这跟她的性格有很大关系。看她微博，她就是一个快人快语、比较直爽的人。尤其是她在急诊科，看了那么多的生离死别，对工作和生活有自己的感悟。离开体制，我个人觉得，对于这样的人，是迟早的事儿。

李妍：这其实就说到她反抗的原因了，她提到的重要一点，是当下的医疗考核评判体系，就是要写论文、搞科研，而这，恰恰是她反感的地方。现在部分教授当上领导后根本就不看病人又谈何临床和科研？倡导理论与临床实际相结合的于莺，习惯用人心去丈量医疗问题的于莺，无法融入这种僵化体制，最后反抗就是必然。

陈方：谈到体制内的评价标准，其实不止是医生，很多行业，比如大学里的老师，基本上也是靠科研取胜，很少真正去考虑他们在学生心目中授课的功力如何，只强调所谓的科研成果。

张天潘：我这里有一个更业内的看法。最近上海长海医院袁恒锋、徐卫东、胡海燕三位医生在《柳叶刀》上发表看法，提出目前中国的年轻医生大都面临着巨大的论文发表压力，而发表大量没有用的基础研究论文，对提高临床技能和医患交流能力并没有什么实际帮助，且科研会大量占用临床学习时间，严重影响临床技术的掌握和提高。更诡异的是，评价医生时把是否发表SCI收录论文作为标准。于是，医生便变成了“博导”，似乎离救死扶伤越来越远了。

马想斌：我从来不反对医生写论文，把自己的经验总结一下，也是很好的。但是反对把论文作为考核内容，医生的职责和使命，就是能为百姓看好病，管理好他们的健康，这比什么都强。不发论文就不能做个好医生吗？过去乡村那么多的赤脚医生，备受当地人尊敬，靠的肯定不是写论文，有的都没受过什么教育。

现在的考核体制，不仅仅是医疗、教育，似乎只要是考核，都可以量化。道德可以量化，教育可以量化，真不明白，量化的考核为何如此备受恩宠？就因为人们太懒惰，量化简单吗？

李妍：愿意跟病人打交道的于莺，显然无法适应这种不接地气的生活，但对更多医疗者来说，他们却难以脱离这种评判体系。原因一，论文评判后的职称，与他们在职时的薪酬有关；原因二，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这些医生退休后，他们的职称，将直接决定他们的退休金能拿多少。

张天潘：如果要真正的解放医生，而不让其受论文、职称、待遇等牵绊，还是要医疗的市场化改革。现在的情况却是，公立医院独大，医生变成公立医院的附属；在没有放开民营的前提下，私立医院基本上都很难发展，几乎成了劣质诈骗的代名词。

目前公立医院改革尚在去行政化和再行政化之间摇摆，“管办分开”和“政事分开”的原则难以推进。由于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迟缓，医疗领域的现行人事制度同时制约公立医疗机构的改革和民营医疗机构的发展。它使得现行医保制度依然没有摆脱政府统制的模式，政府仍控制着对医疗资源的配置权，以计划的模式对国有市级医疗机构予以了高度的“关照”。

于莺不是体制内的鲶鱼，她的“出走”不可复制

李妍：还要提到的一个因素是，于莺毕竟还是反抗医疗体制的个例，于莺有自己的个性，但她在网络上的名气，也让她拥有了更多不同于普通医生的资源，这是于莺能勇敢自由出走的重要因素。一个人自由选择的前提，首先还是要财务自由，我想，没有这个因素，于莺出走的案例依然不可复制。

陈方：我同意。毕竟于莺是网络名人，名人是有附加值的，这个名气可能会为她带来更多的机会，以及未来的可能性。所以，于莺有反抗体制的勇气。但大多数医生尽管对体制不满，恐怕也得适应，因为他们别无选择。为什么别无选择?就是刚才天潘说的，现在中国的私人医院很不完善。私人医院现在发展不起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目前的医疗服务价格管制下，医疗服务价格低廉，私立医院无法竞争。我们平时说的看病贵，贵的是检查和药品器械，而体现医疗核心价值的诊疗费很便宜。

马想斌：于莺辞职之后，医生的另外一条路,也就是如何解放医生。我国目前实施医师定点执业制度，即医师考取医师证书之后，还必须在一家医疗机构注册，成为这家医疗机构的注册医师。这便是很多医生无法离开医院的原因之一。

以前，每个医生只能在一家医疗机构注册，新医改推进之后放宽为三家，这就是所谓的“多点执业”，而且每位医生在申请多点执业时，还必须征得第一家注册医疗机构管理层以及当地卫生行政部门的双批准。尽管改革的方向是对的，但这种遮遮掩掩的改革，在实际意义上无法产生任何改变。

借用北大新医改专家顾昕的观点，医生应是自由执业者，可以像律师一样自由流动。他们与任何医疗机构的工作关系，应该通过劳动合同制来规范。这也是人们期望，于莺离职之后，能够给这个行业带来一点新的出路的地方。

张天潘：所以，未来中国的医疗改革，应该是在市场化下的多元化办医和社会资本进入医疗领域，应该和公立医院改革并行不悖地进行。

李妍：除了大家关心如何解放医生，医生如何自由离开体制内，我还关心的一个问题是：于莺出走之后会怎样？尽管大家现在对于解放医生有诸多设想，但我并不太寄望于莺能够成为一条体制内的鲶鱼，能够搅动死水一潭的医疗体系。

尽管于莺有勇气离开，但如果她依然身在医疗体系，我想说的是，她依然没有逃离这潭医疗的浑水。在现有的医疗环境下，逃离体制后，还有可能进入信誉度不高的私立医院，收入即便会多一点，但个人发展空间更小了，所以更多人因此只能固守在体制的围墙内。

张天潘：于莺一个人出走了，没什么。问题是，没有她知名度高的医生，如果也出走，会怎样？

“好医院之外有好医生”能否成为新的医疗格局

陈方：我觉得，于莺的“出走”，我们也应该放在大医改的背景下来看，而不是孤立地聊。

按说医改这盘大棋里也涉及医生，但是我们往往听不到医生尤其是基层医务工作者对医改发表的建议建言，是他们明哲保身怕惹麻烦，还是没有机会发声？

马想斌：我觉得是忽视了对医疗这个行业的关注，之前基本都是集中在医患关系。而出现医患关系，医生往往是被批判的对象。他们的怨气，就如同现在城管诉苦一样，在那个关键点，被人为忽略了。

陈方：其实医改最需要倾听的，一是公众民意，二是基层医护工作者的声音。让这二者对接，才能实现需求与供给之间科学的分配和灵活动态的调剂。在这个过程中，基层医务工作者的声音也很重要。于莺说她本人想探索建立社区医生个人平台，其实这也是老百姓需要的。如果社区医生个人平台打造好了，看病难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解决了。目前我们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中国患者看病第一选择的是医院，其次才是医生。医院的认可度比医生高。这个认识，其实阻挠了看病难的解决之道。

李妍：说到基层医务工作者的声音，说到他们如何表达自己的权利与诉求，社会上的确鲜少空间。某种程度来说，那种善于并有意愿表达自己声音的人，很多时候在体制内并不太讨喜。于莺就说了，她的微博被医院监控，她是重点监视对象。一个勇于说真话、善于讲故事、也愿意曝光医疗问题、聊医患关系的医生，就这么被体制“打压”，那么医改究竟会多大程度听取她的声音，或他们的声音，值得怀疑。

张天潘：看病时不是先找医生而是先找医院正是长期医疗资源垄断，造成一个恶性循环：一个医生，为了好的发展，只能进入好的医院；好的医院里好医生越来越多，然后这个医院发展得又越来越快。所以，于莺的辞职，从这个角度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出走，有着深远的意义，即打破了这个死循环。她将会以一个好医生的个人品牌，有望打开一种的新的医疗格局，成为好医院之外的好医生。

马想斌：我倒不同意天潘这种乐观的看法，于莺的理智，在没有改变医生执业管制的前提下，她要以个人的资源来走一条另外的路，是非常困难的。最基本的是，她有医生执业证，但没有挂靠的单位，是不允许执业的。仅这一点，就限制了她的发展。

至于基层医疗从业者为何失声，看似是表达权的缺失问题，但实际上，有着许多深层次的原因。第一，因为公立医院在体制上的各种规定，导致基层一线医生的工资水平过低，医生没法主动积极参与各项医改。

第二，由于长期存在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医生背负着医疗体制的现实和道德压力。所以，医生这个群体在社会的刻板印象，不是很好。在这种大背景下，能站出来阐明自己利益为医改说话的医生不多、说真话的医生就更少。

张天潘：所以，我还是认为，这种体制暂时无法改变的时候，医生的个人作为，就有很大的意义。

马想斌：我觉得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关键词：于莺,辞职,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