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官的风险大过矿工？

　　18日，由中央纪委宣教室牵头主办的党风廉政教育大讲堂举办第二讲，国家行政学院原副院长周文彰主讲“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根据中央纪委公布的数据，周文彰对比了两组数据：2012年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处分县处级以上干部4698人，当年全国的矿难死亡人数1500人以内；2011年，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处分县处级以上干部4843人，当年矿难死亡人数1973人。周文彰感慨：“每年受处分的县处级以上干部已经超过矿难人数。权力是有风险的，领导干部已经成了风险最大的职业。”(《北京青年报》12月19日)

　　每年受处分县级以上干部超矿难死亡数，周文彰得出“领导干部已成风险最大的职业”的结论。这种比较与判断，显得过于浮躁与另类，一时间让众多网友难以接受，比如有人嘲讽道，“处分的是有主观恶意的贪官，怎么可以和把命系在腰上的矿工相类比？结果一个是丢乌纱帽，一个是丢命，孰轻孰重？这话的逻辑在哪儿？”两者的确不应该相提并论，一个是风险，另一个是危险；一个是自找的，甚至属于自作自受，另一个是被加的，很无辜。

　　所谓当官有风险，这种论调近来颇有市场。该怎么看这种判断？应从两方面来看。其一，这种风险是谁带来的？伸手必被捉，如果权力寻租，贪污受贿，在中央强有力的反腐态势下，自然容易落马。知名学者张锡恩分析，“当官高危”主要可以分为显在风险和潜在风险。一般来说，显在风险大多属于主动性风险，主要表现为贪污腐化、买官卖官、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等较低层次的经济性风险。

　　周文彰说得更直接，“有没有风险取决于你自己。(规避风险)办法也很简单，叫做‘管好自己’。官场是这么个东西，你简单它就简单，你复杂它就复杂。”此说极有道理，不少贪官落马，正是因为欲壑难填，将制度视为草芥，当然高风险。如果官员廉洁奉公，恪尽职守，洁身自好，怎么会落马？

　　其二，当官就应该有点风险。如果没风险，甘心做庸官、昏官、混官等等太平官，有何意义？公众对官员抱有甚高期待，一怕官员不干净，二怕官员不干事。而官员掌握着公权力，这也决定着官员必须有所作为、有所敬畏，有多大的权力承担多大的责任，如果认为官员就是拍拍脑袋决策，拍拍胸脯决定，拍拍屁股走人，哪怕决策失误了也无需承担责任，这样零风险的职业，对公众来说，岂不可怕？

　　那些握有大权的官员，如果真正意识到当官有风险，从而多一些承担，倒是好事。据《宋史·贾易传》记载，为官当有“五畏”，即“一曰上下相蒙，而毁誉不得其真；二曰政事苟且，而官人不任其责；三曰经费不足，而生财不得其道；四曰人才废缺，而教善不得其方；五曰刑赏失中，而心不知所向。”今人为官与古人做官的畏惧虽有不同，但有相通之处，即都应该牢记职责。很显然，不是所有的官员都有敬畏意识，反腐也不能仅靠官员的道德自律，如果他们没有敬畏意识，也没有风险观念，必然长袖善舞，沦为国蠹。因此，不管官员自律不自律，都应该将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建立官员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到那时官员必然都有敬畏感。(王石川)

关键词：领导干部,风险,矿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