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士制度改革成败关键看“疗效”

　　2014年两院院士大会6月9日至13日在北京举行。此次大会的重头戏是，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分别表决通过了各自的院士章程修订案，内容涉及舆论关注的院士提名、增选、退出等方面。

　　在提名方面，两院新章程均关闭此前颇受诟病的部门单位推荐等渠道，规定今后只有院士推荐和有关学术团体推荐两种渠道。在增选机制上，两院均将在候选人所在学部范围选举投票的基础上，增加全院院士终选投票环节。

　　从修订内容看，此次改革力求消除行政化、功利化积弊，进一步突出学术导向。如在院士候选人提名方面，由于以往允许行政部门、单位推荐，导致院士遴选过程经常受到行政化、功利化等因素干扰。去年9月11日，原铁道部运输局局长、副总工程师张曙光在庭审中供述，曾因两次参选中科院院士需要花钱，先后收受贿赂2300万元。为了拼凑学术成果，他还请了三十多位学者为他捉刀。仅此一例，足以表明此前的院士遴选机制存在诸多弊端。

　　学术中事，就该由学术界评议、裁定。由院士和学术团体提名候选人，既可避免外行指导内行的弊端，也将大为压缩钻营者的活动空间。不过有报道指出，有关学术团体指的应该是中科协及各地科协组织，而高校推荐候选人的资格则被取消。应该说，除行政部门、企业等与学术无关的机构不应具有推荐资格外，其他学术组织似乎不应被排除在外。就此而论，新修订院士章程在提名办法上是否矫枉过正，仍有待于进一步考察。

　　改学部选举为初选，采取全院院士投票终选方式，是国际通行的做法。在国内学术语境下，这样做提高了院士遴选的民主含量，也增加了“贿选”成本，或可让试图违规操作者知难而退。特别是，这样做一举破除了学部选举可能存在的“内部人选举”弊端，提高了院士选举的公正性。当然，这么做也存在一点不足，就是由于专业隔阂，部分院士对候选人学术成就不熟悉，可能会出现类似“盲选”的现象。如何用好初选和终选机制，使其发挥各自有利因素，还有待于在实施中加以化解。

　　两院院士新章程还增加了“劝退”规定：对于个人行为违反科学道德或品行不端、严重影响院士群体和工程院声誉者，将劝其放弃院士称号；上述情节特别严重的，以及危害国家利益，触犯国家法律的，撤销其院士称号。院士就该有进有出，这是题中应有之义。不过，该规定能否落实到位，又该怎么落实，同样值得关注。

　　例如，工程院曾动员备受舆论质疑的“烟草院士”谢剑平自己请辞，但遭当事人抵制后，事情就没了下文。可见，一旦缺乏相应程序支持，“劝退”就可能丧失可操行性，沦为软弱无力的道德劝说。特别是，对类似“劝而不退”者，还要有更为明确的操作办法。就此不妨规定，若干名院士联名即可启动劝退程序，然后在院士大会上进行投票表决。院士既然是由全体院士投票选上来的，也该由全体院士决定是否劝退、撤销其称号。

　　两院修改章程，着眼点在于放松体制束缚，激发院士们的学术热情，提高国内整体科研创新水平。从新章程来看，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体现了两院勇于自我改革、破除利益藩篱的努力。当然，院士制度改革成败与否，不仅要看“药方”，还要看“疗效”，最终要看能否通过改革，维护好院士的学术自主性，提高院士的学术荣耀感。在院士遴选与退出机制上把好关、守好门，才能引领院士们迈向更高的学术境界。(魏英杰)

关键词：院士,制度改革,劝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