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改秀”是对改革的软抵抗

　　2014年初，五粮液集团落下国企公车拍卖“第一槌”；沈阳大东区首批拍卖121辆公车……不少地方公车改革迟滞不前的情况在好转。但据新华社昨天的报道，有的地方在新一轮公车治理中，出现诸多新问题，如国有资产卖得不合理，改革程序未公开、拍卖流程不完善等。

　　近来也有媒体披露，有些地方公车司机因饭碗将被“端”、灰色收入缩水而辞职转行。这被视作公车改革纵深推进的标志。实质上，年初以来，多地车改也按下启动键，随着公车拍卖的循序展开，公车消费明显“减负”。这积极态势，慰藉人心。

　　但公车改革，也意味着“割肉”，难免会有利益掣肘。应看到，多年来针对“车轮上的腐败”，车改屡次被提上政策日程，但操作起来，动辄陷入“越改越乱”的困境。而这次，多地应付式车改，也印证了“割肉”式改革的不易。

　　就拿公车拍卖来说，从披露的信息看，有些地方、部门的车改拍卖，可谓问题重重：如有的区县公车淘汰后，廉价落入内部人员手中；有的起拍价定得太低，虽然走了拍卖程序，但是不对社会公开，有暗箱操作嫌疑；还有的缺乏相应服务，竞购者不能试乘试驾，轮胎瘪了无人管，导致流拍，造成国有资产损失等。

　　前不久，河南中牟县纪委、国资局等对当地43辆超编公车进行公开拍卖，每辆车的成交均价只有9000元，其价格之低令人瞠目；而在沈阳大东区，百余辆公车底价集中在数千元到两三万元；许多车辆无人整理“卖相”差，车辆勘验只做表面文章，也受到诟病。

　　好车卖出“白菜价”，公车拍卖“左手倒右手”，这无疑有违车改初衷———公车改革，原本意在避免财政挥霍，可将公车私下处置、“内部消化”，拍卖只是走走过场，涉嫌权力自肥，也势必会造成公帑流失，亵渎了改革本义。

　　公车改革，显然不应是摁下“公车超配”的葫芦，浮起“贱卖自肥”的瓢，不应是敷衍了事、糊弄民众的“秀”。要避免异化，它就必须以透明化操作托底，实现公开拍卖。基于此，推行车改，不能只搭起“要求拍卖”的架子，而没细节规约，必须确保拍卖的程序公平、结果公正。

　　公车拍卖沦为“应景举动”，抑或“自肥盛宴”，已指向了密室化运作、竞拍人资质把关不严、标的物起价混乱等痼疾。而这实际上也勾画出车改细则补全的“路线图”：该如何避免“关门交易”，拍卖的“社会面向性”如何保障，何以规避“因人定价”等，都需要置于明晰规定下，予以理清和规范。

　　也只有细则性完善，给公车拍卖扎紧篱笆，才能防止其走偏。譬如，拍卖当遵循《拍卖法》规定，实现信息及时发布、全程公开。而在竞买人资格认定上，应实行“利益规避”原则，既然政府部门、国企等身兼拍卖者，内部人士就算可参与竞拍，也得“有条件地准入”。在起价上，无妨交由省市级政府部门统筹、组织估价。而拍卖过程，则应由审计、监察部门和民众共同监督，避免“定向专卖”等违规迹象。

　　与敷衍式拍卖一样值得防范的，是车补发放无序。此前温州车改，正县实职每月最高补贴3100元，就被质疑是“掌勺者自己盛饭”，是借车改名义变相“加薪”。在此情境中，车补标准制订，当参照当地薪酬水平、交通成本、用车频次、之前专车支出等，在充分酝酿广征民意的基础上，科学测算。

　　说到底，无论是公车拍卖走形式，还是车补过高，都是车改“异化”。它的出现是对改革的“软抵抗”，某种程度上，也是给政策制定者、执行者提了个醒：在利益羁绊下，公车改革很难“直线推进”，执行遇阻是必然的。

　　在此情形下，必须从限权、治权层面，将公车拍卖、车补标准制订方面的裁量权，收束到强效制衡的框架中来。将顶层设计与细则完善结合，让权力规制与外力监督“联手”，车改才能沿袭制度化、规范化路径，得以顺利开展，而不是空有善政幻影。(佘宗明)

关键词：公车,改革,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