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公共理性塑造“舆论保温箱”
纷纷扬扬的福建泉州儿童医院“婴儿保温箱内死亡”事件,终以初步鉴定死于感染、医患双方达成协议告一段落。然而,回溯相关舆情发酵与扩散的过程,再次让人警思此前诸多类似案例所提出的命题:面对骇人听闻的传言,应该如何“理性地认知”?面对汹涌纷繁的舆论,又该如何“专业地引导”? 疑似烧伤的焦黑体色、不忍直视的皮开肉绽——的确,当一个仅仅12天的幼小生命如此陨落,还有什么图景更能激起人们的同情与义愤?“事实”因此被“认定”:可怜的孩子被“烤死”,医院玩忽职守难辞其咎,舆论声讨来势汹汹。而真相如何,却少有人去思考、去追问了。 坦率说,无论是积极回应舆论关切、组织联合调查组进驻医院,还是及时通报调查结果、由第三方进行纠纷调处,泉州有关方面的做法,体现了认真态度与负责意识。尽管因家属不同意尸检而无法确证患儿死因,但基于调查排除保温箱故障、作出感染致死的结论,应有一定根据。有网名“医者在途”的网友也指出,所谓烫伤可能是感染,获得专业人士纷纷转发。 应该说,在此事件中,舆论声讨与专业解释的“对立态度”,有其复杂的社会语境。中国的医患关系仍处纠结之中,有过“天价治感冒”的事实,也有过“八毛钱治好10万元病”的误判,其中迷失的舆论天然站在患者一方——毕竟每个人都可能生病。于是,一旦调查有所缺陷,便成了“走过场、推责任”;一旦专业解释不够及时、权威,专家就变成了挨板砖的“砖家”。而一些家属同意火化尸体或是接受赔偿,也往往被认为不是受到某些压力,就是已获巨额赔偿。 当标签化站队成为判断依据、科学精神让位于极化立场,理性思维容易屈从于不良情绪。在“阴谋论”面前,所有的证据都可能是“伪证”。于是,不同利益主体展开对话渐成奢望,真相难以浮出水面,共识亦无从谋取。近来,安徽女青年被强奸跳楼的谣言、孕妇“胎儿被盗”的闹剧就证明,一旦公共理性的底线失守,社会良性运行就难免遭受冲击。 在社会分工日益细密的现状下,观点越是斑驳难辨、众声越是纷繁芜杂,就越需要专业看法的从容表达、熟虑意见的广泛求同。传播学中有经典的“两级传播”假设,大众传播中的信息流动首先影响“意见领袖”,再由“意见领袖”传递给身边的人。“婴儿保温箱内死亡”事件再次启示,今日中国的舆论场域中,仍需要对社会负责的“意见领袖”。作为话语权的掌握者,媒体有这样的责任;作为社会管理者,政府也要面对这样的挑战。 另一方面,手中话筒分量越重,就越需要有公共理性,这是对信息时代每一个公民的要求。勒庞在分析群体心理时曾说,“群体是个无名氏,因此也不必承担责任”。任由类似潜在心理机制起作用,其结果可能是造成社会信任大厦的崩塌。治愈“坏消息综合征”,需要的或许只是“慢说一点”、“慎说一句”,也只有这样,网络世界才会更加健康。 正如保温箱能保持婴儿体温恒定,舆论也需要这样的保温箱,既不能“太冷”,也避免“过热”。而这,需要每一位公民都成为熟虑公共意见的塑造者,以理性、责任,构筑起成熟、文明的舆论空间。(李浩燃) |
关键词:婴儿,保温箱,死亡 |